【本文是作者“全球學者百人百訪”系列高端對話的最新呈現。】
格爾?格魯特（1954年生）出生于阿姆斯特丹，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學習神學和哲學。之后他在西班牙生活數年，最終定居布魯塞爾。20世紀80年代，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哲學，主要研究美學和法國近代哲學。1995年至2017年，他在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教授文化哲學和哲學人類學；2009年至2014年，他擔任奈梅亨拉德布德大學哲學與文學教授。
在1990年至1993年間，格爾?格魯特擔任《忠誠報》（Trouw）哲學專欄“書信與精神”（Letter en geest）的編輯。之后，他開始為多家日報和周報撰寫哲學和（主要為西班牙語）文學方面的文章。他撰寫了大量關于這些及相關主題的文章，并曾為多家報刊雜志撰寫專欄。迄今為止，他已出版了約十本書，其中包括國際知名哲學家訪談錄《兩個目標》（現已翻譯成西班牙語和立陶宛語）、《四個不安的哲學家》（研究尼采及其對法國思想家齊奧朗、巴塔耶和德里達的影響）、宗教哲學研究著作《信條的功德》和《沒有上帝的宗教》、文化哲學論文集《最幸福的幻覺》和《燈神》，這些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德語和西班牙語。
以下是訪談實錄。
格爾?格魯特問：你在2017年出版了De geest uit de fles（逃出瓶子的精靈），是什么促使你創作這本書？你想通過這本書向讀者傳達哪些主要的哲學思想？
格爾?格魯特：“De geest uit de fles”源于我在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為一年級學生開設的課程，這一課程我教授了20多年。這門課程是哲學人類學的入門課程，探討人類究竟是什么樣的存在。人類的本質特征是什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這些特征的看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對自身身份的認知究竟源自何處？
在那門課程中——也因此在這本書中——我主要探討了西方思想的近代，大致從17世紀至今。在書中，你可以看到關于人類的思考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與對上帝的信仰的消亡密切相關。最初，在西方，上帝被視為“絕對的中心”，世間萬物（上帝的創造）都指向這里。上帝提供了一個固定的錨點和焦點，從而保證了整體的連貫性。這一點在諸多領域都顯而易見：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法律思維，當然也包括對人性的思考。
隨著對上帝作為中心和萬物秩序的信仰的消失，不僅宗教生活（如教堂禮拜、圣禮等）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而且——更為深刻的是——賦予世界和人類生活架構的絕對參照點也隨之消失。起初，西方人試圖通過取代上帝來填補這一空白。人成為一切的標準，世界在他眼中仿佛成了他擁有絕對權力的對象。
但在20世紀下半葉，人們逐漸意識到人無法勝任這一角色。他不僅缺乏上帝賦予其特定角色的屬性（全知、全能等），而且他曾經視為自身臣服的世界（自然）也開始與他對抗。生態危機爆發，人類必須重新認識到自身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凌駕于世界之上。
隨著這一洞見的出現，現代時期宣告結束，一種關于人與世界的新思維方式由此誕生，并且這種思維方式仍在蓬勃發展。我的書也以此論斷結尾。然而，這并非本書的唯一主旨。在寫作本書（以及基于本書內容進行的講座）的過程中，我還想闡明，哲學并非脫離日常生活而存在，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你能夠敏銳地察覺到其中的奧秘。因此，本書收錄了大量來自日常生活各個領域的例證，包含了藝術、音樂、建筑、電影、體育，甚至烹飪。
問：你提到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思想，但你也可能發現它與東方思想存在相似之處。你認為，如果我們要發起東西方哲學對話，哪些議題值得探討？哪些哲學問題需要東西方哲學家共同闡釋？東西方哲學共同體是否有可能形成？
格爾?格魯特：首先，我必須承認，我對東方哲學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我必須謹慎回答這個問題。然而，我認為，在許多東方思想流派中，人類是更大整體的一部分，而非凌駕于世界之上、獨一無二，高高在上的主權個體，這一觀念比西方現代思想更為深刻，因此，西方現代思想可以從東方思想中汲取諸多經驗。
這種意識在17世紀西方現代性開始之前就已存在于西方。眾多“神秘主義”著作反映了這種信念，即使是更為系統的思想也從未敢于將人類描繪成“世界的中心”，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世界賴以存在的個體（例如笛卡爾，尤其是康德的哲學）。但這種依賴性始終是在神學的視角下構想出來的。歸根結底，正是作為絕對存在的上帝才使得這種理解成為必然。西方嚴格的“一神論”將其束縛在一個鐵板釘釘的框架之內——這種框架在現代性中被延續了下來，只不過如今人類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我懷疑，這種嚴格的“一神論”在許多東方思想流派中并不那么明顯，甚至完全不存在。因此，這種思維方式或許能夠提供一種替代“超越性”（超越人類的事物）概念的方案，而無需局限于宗教的“一神論”框架。東方思想能夠構想出超越人類這一概念的更廣闊空間，或許可以為西方提供一種模式，使這種意識得以形成，而無需假設存在神圣的現實（自現代以來，這種假設對西方哲學來說已成為一個問題）。
如此一來，東方便能為人類的思考提供一個空間，一方面（借用尼采的話）使人類“忠于大地”，即不沉溺于對上帝、天堂和超自然現象的思辨之中；另一方面，又能保護人類免于在塵世間扮演上帝的誘惑，從而重建因“上帝之死”而失去的中心和方向。換言之，東方或許能夠教導西方如何在超越人類自身的現實中前行，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如此一來，人類便能重新發現自身作為世界參與者的角色，而非與世界融為一體。這顯然會對我們思考自然、生態和氣候變化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但它也會以一種更為廣泛卻又不那么顯而易見的方式，影響我們對真理的理解——真理并非絕對，但也并非泯滅于任意性。因此，我們應該構想一種不會導致末日審判但仍然可以被稱為“正義的倫理正義”形式，一種不會陷入相互漠視但也不會被所有世界觀最終必須趨同于單一文明形式的觀念所主導的文化多樣性理念等。
問：人工智能的出現對哲學發展構成了哪些挑戰？從你的哲學視角來看，人工智能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格爾?格魯特：在我看來，人工智能對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構成的主要問題在于“人工”二字。這個詞暗示著人工智能所呈現的是一種模仿。它并非真正的、“自然”的智能，而僅僅是智能的表象。這立刻引出了表象與本質之間由來已久的問題，柏拉圖早在模仿藝術的基礎上就探討過這個問題，并將其作為整個人類存在哲學的基礎：我們如何才能擺脫人工的（“虛假的”），直抵本質的（“真實的”）？
聚焦人工智能問題，問題就變成了：這種模仿的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真正的智能？更進一步來說：我們能否談論某種處于萌芽狀態的意識，尤其是在其高度發展的形式中？這并非一個新問題，圖靈測試這一已有近百年歷史的標準就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圖靈測試（有意地）回避了“意識”乃至“智能”和“思維”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正是因為這些問題難以回答。但如果從形而上學而非僅僅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就無法回避它們。在這方面，人工智能提出的問題由來已久，但由于（軟件）技術的不斷完善，這些問題變得愈發緊迫。
人工智能——以及由此引出的關于這項技術是否具有人類或類人本質的問題。這就引出了哲學人類學領域——也是我這本書的真正主題。這里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對人性的看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聚焦于人工智能：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思考，以及人工智能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自身的思考？
正如荷蘭心理學史學家杜威?德拉伊斯瑪所指出的，歷史證明，我們對意識的想象總是聚焦于最新的技術發展。人們以此為模型（或隱喻）來描述意識，并希望借此理解它。然而，歷史也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這種方法屢屢失敗，人類意識的本質始終無法被這些嘗試所揭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以人工智能作為模型或隱喻會有什么不同。
問：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算法等現有技術加劇人類異化的問題？人們應該如何重塑一個哲學意義上自由的“自我”？
格爾?格魯特：延續前文的思路：技術發展史總是呈現出相同的模式。當一項技術發展邁出根本性的一步，一個足以改變世界的一步時，它最初往往會引發人們最美好的憧憬。那些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仿佛奇跡般地消失了，世界很快就會變成人間天堂。
當這些期望未能實現時，最初的歡欣鼓舞便會轉為悲觀和恐懼，曾經的救贖之物也變成了威脅——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甚至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就數字革命和互聯網的發明而言，我們似乎正處于這個階段。）最終，這兩種反應會相互平衡，人們會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新技術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的確改變了世界（既帶來了好處，也帶來了壞處），但雙方過高的期望最終都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
我認為人工智能的未來也會面臨類似的局面。我在前一個問題中提到的模擬能力，無疑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造成混亂。電話里的聲音究竟是真實意識發出的，還是模擬的？我們讀到的文字究竟是人類智慧的產物，還是算法生成的？等等。這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在此期間，人們無疑會感到某種程度的迷茫，甚至可能產生疏離感。但最終，一種新的平衡將會出現，“人”的概念將會發生轉變（例如，人們不再能將智能視為凌駕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最高且獨特的屬性），但不會消失。
問：隨著科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欲望和選擇，“人類自由”是否正在被侵蝕？自由是否不再意味著“免受科技干預的自由”，而必須重新定義為能夠深刻理解科技并與之互動，或者保持批判性判斷的能力？
格爾?格魯特：回到之前的問題：人類在所有（技術）革命中對自身思考的延續性，也將體現在人類自由的問題上。人工智能對意識的模擬會顯得“真實”，顯然是基于類似于臺球運動這般因果關系的機制。一旦被擊中，它將遵循與以同樣方式擊中的臺球完全相同的軌跡。然而，認為人類意識因此必須將自身視為這樣一種“臺球機制”的觀點，仍然是一種哲學上的幼稚想法。
這并非因為意識以某種方式脫離或免于物質，而是因為人類意識必然在其自身自由的前提下運作。這個前提或許并不正確，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康德會稱之為“先驗的”。如果它是一種幻覺，那么它就是一種“先驗幻覺”，但即便如此，在人類對自身的思考中，它仍然是無法回避的。
這種關于自由必然性的觀點——或許是一種幻覺，但卻是一種有效的幻覺——值得更深入的闡述，可惜我在此無法展開。我只想表明，人工智能無疑會對人類的自我認知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絕不會威脅到“我”必須為自身設定的自由。
問：如果我們完全接受人工智能將成為未來社會新的自然環境或背景架構，那么在這樣的社會中，人類面臨的最根本挑戰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
格爾?格魯特：我想就我之前的回答做些補充。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自由”這一概念本身。這些發展不會影響到自由。我們將繼續體驗并視自己為自由的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個模擬技術扮演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復雜的角色的世界里，這種自由的自我也能夠以越來越微妙的方式被操控，誘使它做出一些它自認為完全出于自身意愿的決定。然而，這并非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機制。畢竟，誘惑的定義本身就包含著操控的成分，它不會剝奪自由意志，而是將其引導至由外部力量決定的方向。這種操控的力量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難以察覺。然而，我們應對這種操控的方式，與我們現在（試圖）武裝自己以對抗廣告、虛假新聞等說服力的方式，本質上并無不同。
在這方面，培訓、教育、信息以及區分可靠信息源和不可靠信息源的能力仍然至關重要——即便他們必須應對的現象將變得日益復雜。然而，我認為這不會給人類的生存狀況帶來任何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能與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所給出的答案有根本性的差異。
最后，2500年前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也是為了保護人類免受表象的誘惑，并引導他們回歸對現實的正確理解。我們對這種“現實”的理解與柏拉圖有所不同（我們不再為了“更高”的理念現實而犧牲物質現實），但其中蘊含的教育理想卻是一致的。盡管犯過種種錯誤，但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在面對現實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甚至做得更好。沒有理由認為人工智能會從根本上影響這種能力。
（注：王曦璐，北京大學哲學博士，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訪問博士。現為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長期關注蘇格蘭啟蒙時期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
王英良，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中開國際事務（NEIA）評論與研究主筆，主要研究產業投資與國家競爭，目前正在推動輻射全球的“百人百訪”欄目，力求以新穎的視角呈現世界與中國互動的信號與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