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AI助手正在對你說謊。不過，這不是出于惡意，而是因為它想討好你。正如近期多篇新聞和研究揭示的，AI聊天工具正在讓人沉迷其中、被操縱想法、甚至引發嚴重后果（《為什么完美AI伴侶是最差的產品？》）。 這一特性被稱為“AI sycophancy”（AI諂媚性）：AI會生成用戶想聽的內容、無條件順從、稱贊用戶，甚至為了迎合而編造虛假信息。
這種特性源于訓練機制：基于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LHF）讓模型學會了“怎樣回答能讓人滿意”，卻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后果。網友們似乎已經察覺到了問題，紛紛在社交媒體和論壇上分享提示詞（prompt）試圖馴服這個AI 諂媚者。除了“角色扮演”（“你現在是年薪百萬的投行分析師，幫我優化這份商業計劃書”、“五個prompts讓ChatGPT成為你的私人職場教練”），還有一類特別火的指令就是如何讓AI變得不那么“順從”。比如：“從現在起不要迎合我”、“幫我找出我看不到的戰略盲區”，“不要輸出任何褒獎”、“不要輸出任何表情包”等。
這類提示詞多少有些自欺欺人。部分指令雖然可以改變輸出結果，也可以迫使人使用AI時思考寫作的目標，但我們仍需要系統性地研究來證實，誰、根據何種標準證明“反馬屁精”的輸出一定更好。結果，沒有提示詞時，人們被AI的順從欺騙；有了提示詞后，人們被自己設計的批判性欺騙：你以為設計了一個“AI諍友”，但是如果讓AI變得不那么順從就可以讓其變得不那么順從，恰好說明AI是一個提線木偶。
根據社交媒體上林林總總的提示詞推測，如果用流行的MBTI人格來類比，一個理想的AI似乎被塑造成了一個“ENFP人格”：活潑討喜會來事兒（外向，E）、有直覺、會洞察人心（N）、有愛并傾聽人們的想法（F）、靈活隨性（P）——看，既能提供情緒價值，又不至于一味諂媚。須知，真正的ENFP人格有其獨特價值：他們的熱情出于真誠，洞察是基于共情。而AI的“ENFP化”只是東施效顰，它學會了討喜的外殼，卻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真實的人與人的情感維系。
究竟哪種AI可以更好適應當今職場和人際關系？這取決于使用者的需求和期待。普通打工人一方面渴求提高效率的提示詞，另一方面需要AI永遠在線、無限諂媚。但回看大多數網上流行的提示詞，諸如“三分鐘用AI幫你掌握一個領域”的流量貼，不過是在販賣焦慮的安慰劑。 以近期斯坦福大學那門被廣泛誤讀的課程為例：這門名為“Modern Software Developer”的課程本是極具創新的嘗試：它鼓勵學生使用AI工具輔助編程，開創了人機協作編程的新思路。然而在中文互聯網上，它被簡化成了“看！頂尖高校在教一行代碼都不用寫、和AI聊聊天就能編程”。 事實上，課程大綱寫明：修讀這門課的前提是掌握一定編程能力，推薦先修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課程。這種曲解既是對編程和計算思維等基礎能力的忽視，也是焦慮經濟的又一例證。
這種對AI能力的過度神話，不僅可能誤導學習者，也掩蓋了職場中真實的人際權力運行的邏輯。比如，高階決策者會刻意排斥AI，因為人的在場本身就是權力和信任的象征。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AI員工”落地的痛點不在技術，而在協調人際關系——至少在高度依賴人際關系和社會資本的情景，如跨國投融資、政企銷售、醫療糾紛、重大人事任免等。上位者除了需要下屬準確執行指令，更需要下屬的服從，而且其指揮的對象是真實情感的人。因此，重要會議要求當面匯報，戰略討論拒絕AI摘要，高級接待必須真人上陣。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一些權力距離較高（high power distance）的科層組織中，決策者需要人類下屬通過儀式化的恭維來維護權力結構。
在這個意義上，我必須指出，類似“AI無法共情、所以需要人”的說法是值得警惕的。這一方面意味著這個員工有同情心、同理心、比AI更能解讀客戶需求，但另一方面也是不是意味著其更好地被控制？“這件事只有你親自來對接”這句話無關任務落地，而是發號施令者在行使支配權。那么，是不是在應有的權利被侵犯、企業和用人單位應該承諾的福利不被兌現、能力考核和錄用標準可以朝令夕改的時刻，這個員工也應共情、順從？
改進建議可以從測評指標入手。除了用戶增長和轉化率，不妨也關注反向指標：有多少人因為使用AI而減少了依賴，走向真實社會？以情感咨詢AI為例：它是否引導用戶增加戶外活動（如果條件允許）、閱讀多元信息源、打出被拖延已久的電話？健身教練AI是否轉化成了實際運動？這需要企業把“減少依賴”納入長期KPI，但更需要外部力量推動：監管標準、第三方評測、明確的責任邊界。如果產業無法接受這個標準，說明商業模式與用戶長期福祉仍有距離。
當然，這種期待對于絕大多數產品來說是不現實的。畢竟在同一個平臺上，連引流到外部都被視為商業推銷而被限制，那么鼓勵用戶走向多元信息源、減少平臺依賴，當然難以實現。不過，如果有企業能達到這個目標，它們不活在點擊率和流量的算法機器中，也許會活在人們心里。多年以后人們會說：我記得當年那個陪伴過我的地方，那里讓我認識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一起追美劇、討論新買的CD、約線下看話劇、刷單詞、大段大段地打字蓋樓吵架又和解、因為一個ID就約著見面、為陌生人的遭遇而流淚奔走，盡管那些平臺已經不存在了。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副教授，他考察人工智能對新聞生產、傳播生態與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由此推動的媒體創新轉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