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周濂共進午餐的前夜，我翻出他幾年前出版的暢銷書《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重讀書中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他在不同場合講過多次，恰好也把他與我的職業——哲學學者與記者——聯系了起來。

故事說的是，1939年，二戰正酣時，維特根斯坦和學生馬爾康姆在一次聊天中，談到德國政府正譴責英國政府煽動謀殺希特勒。馬爾康姆認為，英國人不可能參與這件事，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民族性格”。維特根斯坦聽后很生氣，以至與馬爾康姆斷交，幾年后才寫信給學生，解釋自己當時的憤怒：“你關于民族性格的議論，它的簡單幼稚使我吃驚……如果研究哲學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更為謹慎（而這種人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這種語句的），那它有什么用呢？”

幾年前讀到這一段時，我心里咯噔一下，臉上有些發燒。但很快，我發現，“危險的語句”早非記者的“專享”。在這個互聯網讓人人皆可發聲、情緒比事實更重要、驚人之語只能被更驚人之語壓倒的時代，我們似乎人人都深陷“危險的語句”而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