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答辯發表“臺灣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機事件”后，中日這次較量已經一月有余。在此期間，中國官方不僅在言辭上嚴加批判，也采取了外交孤立、旅行警告、海產品暫停進口，延緩稀土出口審批，以及連續軍演等做法，甚至將高市表態上升到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程度。高市雖然在日本贏得了高民調的支持，沒有也不可能收回其言論，然而，從她和其內閣成員后來幾次對此的回應看，實際上態度有所軟化，立場也有所退讓的，只是她不想以中方要求的方式退讓，那樣會顯得太難堪，很可能導致其政治生命結束——當然在中方看來，這顯示高市的退讓無誠意，不是真的退讓，還在想著拖延蒙混過關。

事情似乎暫時降溫，但并未結束，未來隨時有可能因中日一方的某個動作而再次激化。不過，事情過去月余，雙方情緒冷卻后，也讓外界能夠更好復盤整個過程，研判高市為什么在上臺之初就在日中間引發這場嚴重的外交沖突。除了歸咎于高市本人是日本標準的右翼政客，長期敵視中國，同情臺灣外，可能與她作為一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對兩岸、日中和美中關系以及話題的敏感性沒有真正認知所導致的系統性誤判有關。

現在來看，高市的誤判至少包括七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