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發布的美國政府最新版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對華敘事可能會陷入一個雄心有余，能力不足的狀況。與此前美國戰略文件相比，這份報告對中國的描述看似顯得很克制，卻更清晰、更堅決，也更現實主義。它延續了美國近十年來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對中國施加競爭壓力的總體框架，但又帶有當前美國國內政治與國際地位相對下滑所造成的深刻矛盾，其內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想要擴大對華競爭力度，卻越來越難以支撐這種競爭的能力困境。
報告開篇部分雖然避免將中美關系重新歸入“意識形態對抗”，但仍舊毫不掩飾地把中國定義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者，強調中國具備改變國際秩序的能力與意圖；更重要的是，美國不再像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樣主要依賴貿易逆差、關稅等議題作為競爭的出發點，而是把科技和關鍵供應鏈以及再工業化的競爭擺到了壓倒性的優先位置。無論是高端芯片、AI、大規模計算能力，還是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美國工業能力的重建，這份報告幾乎把所有美國自認為必須保持結構性優勢的領域全部納入對華競爭框架。報告雖然在細節上不如拜登政府全面，但在戰略取向上卻更加直接，甚至帶著一種“必須阻止中國在這些領域突破”的焦慮感。
然而，與特朗普第一任期那種情緒化、交易式的對華競爭不同，這份新戰略文件呈現出更明顯的結構化特征。它并不是為了解決具體貿易問題或強化某一領域的談判籌碼，而是把美國對華競爭當成一種無期限的戰略態勢。這使其更像拜登時代戰略文件的延續，卻又被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與美國國內政治的撕裂賦予了獨特的矛盾性：美國需要盟友體系，但特朗普對盟友的態度卻在不斷削弱這個體系；美國希望通過科技和關鍵供應鏈壓制中國，但它自身的產業能力、財政資源以及盟友的意愿都在下降；美國希望強化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但國內對海外部署的耐心正在快速減弱。
雖然報告強調要“重建聯盟”，但如果結合過去八年來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這一句話反而顯得格外虛弱。拜登政府曾在價值觀、外交體系、跨大西洋合作上做過大量努力，但這些努力在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幾乎不可能持續。特朗普的個人風格決定他會繼續要求盟友承擔更多成本，而不會主動為聯盟做出太多貢獻。東亞盟友固然對中國保持警覺，但他們對美國的不信任感正在加深；歐洲國家面對經濟壓力與能源問題，尤其在烏克蘭的問題上，對美國的依賴與警惕交織，真正愿意“站隊”反華的國家反而越來越少。新戰略報告一方面把聯盟寫入文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暗示聯盟體系需要“重新設定”，這恰恰揭示了美國力量的結構性衰退：它已經意識到必須靠聯盟遏制中國，但它又缺乏維系聯盟的政治意愿與經濟資源。
相比之下，美國在經濟和科技遏制上的意志則明顯增強。過去幾年，美國在半導體設備、先進光刻、GPU 算力、EDA 軟件等領域對中國進行了越來越嚴厲的限制，新報告仍把這些措施視為阻止中國崛起的關鍵環節。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戰，到拜登時代形成的“科技封堵”體系，再到如今這份戰略文件的進一步固化，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已經從“經濟威脅”升級成“科技型潛在霸主”。華盛頓的判斷越來越清晰：中國一旦突破關鍵技術節點，將改寫國際力量平衡，因此美國必須盡可能阻止這種突破發生。
問題在于，美國是否真的具備長期實施這種戰略的能力？報告本身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從邏輯上看，美國的能力限制甚至比對盟友體系的依賴更明顯。半導體供應鏈雖然建立在美國、西歐、日本和臺灣共同掌握的高端技術上，但這些國家的對華依賴并不是美國能夠輕易切斷的；荷蘭、日本和韓國都在承受來自美國和中國的雙重壓力，不可能在犧牲自身產業優勢的情況下無限配合美國。此外，AI 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模型優化、架構創新與算法突破，而非單純的硬件算力。美國可以限制中國獲得最先進的 GPU，卻無法阻止中國在低精度訓練、分布式智能、國產 GPU 替代等方面的追趕。因此，科技封鎖最終只能延緩中國，而無法徹底阻止中國。
新戰略報告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重提第一島鏈的重要性，“防止單方面改變臺?，F狀”，并建設阻止中國奪島的能力。這些雖然是華盛頓數十年來的標準表述，但在戰略文件中的位置卻有所提升，顯示出美國已經把臺灣問題視為中美之間最可能產生危機的地帶。但與其說美國有一個清晰的臺海戰略，不如說美國的擔憂比戰略更真實——它擔心中國的綜合能力正在逼近某個臨界點，而美國是否有能力在亞洲承擔一場消耗巨大的軍事沖突，則在國內并無共識。美國國內政治兩極化，國防預算雖然巨大，但財政赤字也處于歷史高位；美國社會對于長期海外戰爭的耐心也在明顯衰退，尤其對一個有著核武能力，并正在快速提升軍事現代化水平的國家，美國社會是否做好了和它打一場局部戰爭的準備，是存疑的，更別說如果戰爭規模擴大引發核戰。換言之，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態度更強硬，但能力和整個社會的意愿并沒有同步增強。這種“意圖上升、能力下降”的張力，將成為未來中美關系不穩定的主要來源。
如果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這份戰略與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相比，兩者的差異其實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拜登構建了制度化的對華長期競爭框架，特朗普繼承了這個框架，只是用更直接、更具交易性的方式去執行它。然而，正是這種“強意圖弱能力”的矛盾，讓新戰略報告在對華描述中呈現出一種緊張感。它試圖打造一個長期遏制中國的戰略體系，但同時也承認美國正在面臨全球戰略收縮、國內分裂、財政壓力和盟友疑慮。換句話說，美國比任何時期都更需要遏制中國，卻比任何時期都更缺乏這樣做的條件。
總體來看，這份戰略報告固化了中美競爭的結構形態，使中美關系進一步回到一種穩定而尖銳的對抗軌道上。競爭不再是政策選擇，而是雙方共同的戰略現實；沖突不是必然，但摩擦與對抗將成為長期狀態；美國希望通過科技、聯盟和經濟手段，或許還有軍力保持對中國的優勢，但其能力與意志無法形成完全匹配，這將使未來中美競爭呈現出一種“激烈而有限、全面而失衡、長期而不穩定”的特征。美國想要遏制中國的決心在加強，但其遏制能力正在減弱；中國的崛起速度可能因美國的外部壓力而波動，但其長期上升趨勢已經難以逆轉。
換言之，中美之間即將進入一種新的結構關系：美國會更加努力地阻止中國崛起，但美國越是努力，越會顯露自身力量的邊界；而中國會在壓力下繼續推動科技自主化、戰略自主化和軍事現代化，這又會反過來強化美國的焦慮。中美競爭正在從“是否競爭”轉向“競爭的上限在哪里”。這一點，正是這份戰略報告所不能明說、但從字里行間已然透露出的關鍵現實——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焦慮達到了新高度，而美國自身的戰略能力卻正在進入一個相對收縮的階段。
（注：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