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于如何發展大城市的態度一直在改變和調整，但在對待農村的時候，總是缺少一點平等的精神：從最初限制進城（制度產物“盲流”），到默認進城但并不給市民身份（另一制度產物“農民工”），再到最近北京和上海明確制定了人口規劃，并按規劃開始逐步清理一些“低端人口”。

這種政策的邏輯問題是沒有看到，“低端”一定是相對于“高端”而言的，“高端”中也總還有相對“低端”的成分。實際中，“低端”和“高端”很大程度上是相依相存的，而之所以有這種依存關系，其實是因為“低端”和“高端”本質上只是工種的差異。比如，加入WTO后中國承接了全球大量低端制造業，但在國際大家庭里中國從來不是低端人口，待中國經過15年的產業升級之后，現在制造業已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那么，一個城市中的“高端”能否脫離“低端”呢？一個現代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分為生活品、生產資料、居住、通勤、生養、教育、醫療、運動或娛樂。假設這座城市就八個人，每個人生產八份，在完全交換經濟下大家都是“高端”人士。先不討論各個行業的資源稟賦問題，首先可能出現的矛盾就是居住服務提供者要么在很短的時間里提供了所有服務，之后就可以坐享其他人提供的服務了，要么就是在分拆到一生的時間里持續性地提供居住服務，但居住服務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獲得居所，這意味著居住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周期不匹配。而前一種情況下，供給者恐怕趨之若鶩。對于居住服務提供者來說，他們可能也并不想提供一次就坐享其成。但是擴大再生產會打亂這個均衡，居住服務提供者擴大再生產后，可能有了超過可以購買這八份服務的能力，它甚至可能請來其它領域的人幫他進行生產，這將進一步打破供需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