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想要富有。要是有一大筆錢，就能把家安在一間老舊而奢華的酒店里。每次夜歸，床單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襯衫按照顏色掛在壁柜里，也不用擔心無法滿足隨時都可能饑餓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來人往的廳堂與酒吧，在昏燈、煙霧與酒精之間，一縷余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與期望、鎮定與放縱、落寞與誘惑。不為創造時機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樣短暫地進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樣迅速地逃離。午夜之后，熱鬧散去，在天花板的縫隙中、在枝形吊燈的陰影下，你會聽到過往的亡靈們自顧自地歡笑和嘆息，他們滲透到你的生活里，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幾滴水。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給了我這般錯誤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語、耍賴撒潑的方式從書商那里騙來各種預付的版稅，維持他在巴黎里茲飯店的放浪，對，就是《像里茲飯店一樣大的鉆石》的那個里茲。換做我，沒有澤爾達就更完美了，在那里，很可能會邂逅很多不同的澤爾達，那可是文學與縱樂齊飛的“爵士時代”，一戰和二戰之間短暫又脆弱的和平時期，無力感知更無法駕馭歷史進程的人們，能品嘗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實。

遺憾的是，這個夢想到今天也還是夢想，但并不影響我成為這類酒店的熱情體驗者。是啊，你怎么能拒絕香港的半島酒店，雖說它久負盛名的下午茶對我而言太膩了，像一只打開后只有蟹黃的閘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年，英國人就是在半島與日本人簽署了投降書；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世紀上半葉，這里是東南亞最時髦的場所，吧臺上曾坐過身為帝國警察的喬治?奧威爾，還有永遠沉溺異域風情的毛姆；19世紀殖民時代的豪華酒店還在開業的，已經沒有幾家了，新加坡的萊佛士還在，它的Long Bar不僅調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過康拉德、吉卜林、伊麗莎白?泰勒，還見證過建國者們的爭吵。吊扇依然緩慢轉動，花生殼落了一地；當然還有開羅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鮮美的草莓汁，傳言關于開鑿蘇伊士運河的決定是在此做出的……它們無一不活在昔日長長的陰影中，不斷的衰敗增加了它們的魅力，儲存了另一種生活，很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