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一位研究“人類性學”的教授。說實話，對中國的大學里能有這個專業，我已經相當驚訝，畢竟，三十年前的中國還是談“性”色變。鑒于2002年，《海蒂性學報告》在中國暢銷時，上海最大的書店福州路上海書城把它擺放在“計劃生育”書架上，我問他的專業被安置在哪個學院底下。他自嘲說：跟動物在一起。原來是隱藏在“生科院”里面。提到這個，教授很激動，說：你不知道這20年來我為了給這個研究方向爭取一個合法的地位，付出了多少。

我們沒有就“付出”的內容討論很多。但我可以想象的是：專業沒確立前的學術級別晉升會有困難，爭取不到研究經費的困難，學術論文無處發表無人待見的困難，社會的輿論壓力的困難，以及來自家庭的不理解的困難等等。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皮子，動用了多少人脈，或者失了多少夜的眠，才爭取到今天的地位。但經歷過這些磨難后，他顯然已經對自己的專業方向有了過高的期待。言談中，他提及到：“兩性間的性溝通，可以說是兩性間最高級別的溝通方式。”一個教授發表這種言論，未免讓人錯愕。我覺得他正在惡狠狠地向這個專業方向為過去的20年索取回報。

有首歌的歌詞是：付出多少，是不是就要拿回多少。從人性利己的一面考慮，我看是。當然，不能讓一門社會科學成為這種心態的犧牲品，這是學術監管部門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