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作者，陳志武

陳志武：《文明的邏輯》這本書其實是用量化歷史研究的方法，為讀者們回答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人類做了哪些事，或者說做對了哪些事，使我們應對風險的能力不斷提高，進而使文明持續戰勝野蠻。當我們今天面對自然災害、面對金融危機等風險事件時，可以冷靜思考，從過往的經驗教訓中找到對應之策。

古往今來，不論是國家的發明，還是人類婚姻、家庭、宗族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商業市場，金融市場的發展延續，這一系列創舉從開始到今天的不斷演變，如今的我們到底該如何去理解其價值？如何看待文明發展背后的邏輯？是這本書探討的話題。

陳志武：風險驅動文明化發展——這是過去兩百年來，經濟史，歷史學者普遍缺少的一個重要視角。通過書中列舉的大量證據和跨學科的研究結論，我們可以充分看到在工業革命前的歷史中，人類在物質生產能力上的進步并不大，但是在應對風險挑戰方面卻做得很成功，對我們今天的生活具有深刻的意義；這就是書中說的“風險應對力”。人類是怎么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社會在文明化進程中到底做對了什么，這些問題不應該單純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而是也要從風險應對能力的角度來闡釋。

奧緯咨詢香港辦公室副董事合伙人，潘海琳

潘海琳：“風險管理”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不僅在金融行業，其實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都需要具備風險意識。如果從金融投資領域看，我們經常說“有危才有機”，在風險中往往會發現事物的雙面性，有可能產生市場的雙向波動性。當然，我們對于下行風險的敏感程度越高，越能夠促使我們具有更強的驅動力，不斷克服風險“逆流而上”更好地將文明的進程向前推進。

陳志武：每個社會在不同時期，總體選擇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西方國家，重點依賴商業市場和金融市場來解決風險問題，個人避險的金融工具很早就產生了，給個人安排自己的人生提供基礎，因此西方社會個人主義傾向更強，市場為個人權利提供了基礎。

潘海琳：我們不斷制定規則、完善制度，設立監督機構（機制），都是為了更好地在商業市場中防范危機、規避風險，這本身就是人類不斷地創新，也是一種文明的進化。當我們遇到新經濟危機或金融風險的時候，不僅對每一家企業，而是需要整個行業，甚至是全球達成共識，制定新的規章制度完成對特定風險的約束。

陳志武：從人類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四大類風險應對方式。第一類是我們最熟悉的家庭、家族、宗族，基于血緣網絡應對風險是人類很早就發明了的。第二類是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通過信仰建立信任網絡，實現教友之間的跨期合作和風險互助。第三類就是商業市場與金融市場，超越血緣和宗教，根據貨幣化交易、跨期契約達到人際風險分攤的目的，這是更廣泛的避險方式。第四類就是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利用政治權力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個人間的資源共享、風險互助，也就是基于福利國家的避險方式。各社會對這四種風險應對方式的選擇大為不同，傳統中國幾乎只依賴第一種，而西方社會，在十九世紀之前主要依賴前兩種，第三種方式也發揮了作用，但到二十世紀，西方社會主要依賴后兩種方式。

潘海琳：從投資理念而言，不同市場的用戶還是有其共性的，但是從個人投資風險偏好來看，每個人不同的生長環境和特有的文化背景決定了個性化的投資風險偏好。一般來說，傳統中式文化背景下的投資者相對比較保守，投資者對風險的接受程度也相對較低。如果在統一文化背景下，生活或生長環境非常不同，或者歷史經歷有很大區隔，那么即便在中式傳統思維模式下的投資者也會表現出對高風險的偏好。不同文明背景帶來投資者理念、投資決策行為的個性化差異。

陳志武：今天的世界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挑戰越來越多，全球化進入一個比較特殊的階段，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增加，許多年輕人也許會感到迷茫，感覺和之前的生活經驗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到更長的時間軸上去看，比如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為基本單位，我們就會發現，幾千年來，正是因為人類經歷了很多風險事件帶來的苦難，才一步步走出了今天更好的生活。從這一點來看，無論是地緣政治上的風險，還是全球范圍的經濟波動，都不可能改變人類數千年來的宏觀發展趨勢。“地球村”的概念最終會成為全人類的共識，雖然這是一個漫長且充滿曲折發展的道路，但是人類社會一定會在全球化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中前進。人類如果沒有苦難，文明化進程可能就停止不前。

潘海琳：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來看，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人都在求同存異。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短期內是有波動的，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大家能夠達成共識，那么我們就會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所以，我們一直都在前進，至于挑戰，只要有共識的方向，未來就會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