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時隔近六年于今年年初時重啟。積極參與了那次對話的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首席執行官韋啟煥（Alan Vallance）自去年上任以來，已經是第二次到訪中國。作為一名擁有豐富管理經驗的行業領袖，韋啟煥先后擔任過多家專業機構的首席執行官，擁有獨特的戰略眼光和縱深視角。近日，他做客FT中文網《i聽粉》播客，為聽眾分享有關中企出海的特許會計師專業視角的觀察。
在全球可持續發展浪潮重塑商業版圖的當下，會計師和審計師們正保持持續學習，應對新的變化。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處在這一轉型的核心位置，它不僅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早期參與者，也在近年來積極推動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的落地與協調。然而，無論放眼中國還是全世界，各行各業在合規和審計上也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地緣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跨境數據和審計規則的不統一，這些問題都在困擾著整個跨境公司群體。
韋啟煥從當前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現實困境出發，到不確定性下跨國數據安全和審計中的那些“坑”，再到不可忽視的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新標準下對所有中國出海企業提出的要求，探討在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時代，監管與責任已不只是合規議題，更是衡量企業韌性與遠見的關鍵標尺，以及更為關鍵的“人”在浪潮中應該發揮何種作用。
FT中文網：自從您去年出任ICAEW首席執行官以來，到目前為止已經來過中國幾次了？
韋啟煥： 這是我第二次來北京，另外也去過幾次香港。上次來的時候是1月份，當時天氣更冷。這次回來感覺非常好。
FT中文網：除了天氣的不同，您最近對中國市場的印象有什么變化？
韋啟煥： 中國市場給我的印象非常好，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和其他經濟體一樣，中國也面臨一些挑戰，但整體經濟依然穩健，發展機遇豐富。
從全球角度來看，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正發生快速變化，各國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應對這些變化，有些路徑相似，有些則截然不同。
FT中文網：作為全球CEO，一年能來中國兩次，聽起來已經算高頻了。這是否也說明中國市場對您來說意義重大？
韋啟煥： 是的，確實如此。
FT中文網：那在您看來，中國的商業環境中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是民營企業的信心、市場規則、人才結構，還是整體的營商氛圍？
韋啟煥： 我認為最突出的特點是這里企業展現出的“活力”。
FT中文網：活力？
韋啟煥： 是的。這里的企業運作節奏非常快，勇于嘗試新事物，創新精神尤為強烈。整體來看，這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市場。企業不斷通過創新來應對變化，并在許多領域走在世界前列。
以清潔能源為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電池供應國，同時在風能和太陽能領域投入巨大。我認為中國在這些領域已經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歸根結底，這一切的核心都是“人”——正是人推動著企業的發展，而企業又推動著整個經濟的前進。
FT中文網：您作為首席執行官，也就是公司的掌舵人，需要制定戰略目標、設定關鍵指標，并監督執行情況。那么在過去的一年來，最讓你引以為傲的三項成果是什么？
韋啟煥： 我想有幾件事情值得一提。
首先，是我們在今年3月發布的新戰略——“Direction 2030”。這份戰略規劃為ICAEW未來五年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其核心目標是鞏固我們作為全球公認專業機構的地位，并在關鍵市場中持續發揮影響力，尤其是在資本市場領域。中國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因此我們必須在這里保持積極的參與和深入的合作。
其次，是我今年1月隨英國財政大臣蕾切爾?里夫斯(Rachel Reeves)一同訪問北京，出席了由她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共同主持的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我認為那次會議具有里程碑意義，為我們當前的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件事，是我們與中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合作開展的境外研習項目（Fellowship Programme）。目前項目正在選拔階段，最終將選出一到兩位學員前往倫敦研習，就中英兩國在會計與金融領域的相關議題開展研究。項目結束后，他們將返回中國向相關部門匯報研究成果。同時，研究成果也將用于與更廣泛的行業從業者們分享與交流。我認為，這一計劃充分體現了中英在專業合作領域、以及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緊密關系與戰略意義。
FT中文網：展望2026年底，也就是明年，您能否為中國市場設定一個新的、可量化的目標？
韋啟煥： 我們希望在中國進一步深化合作。這意味著我們將舉辦更多活動，投入更多資源，尤其是在與各類機構的合作與交流方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我們正在與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CICPA）推進的合作——這正是基于今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政策成果。目前我們正與CICPA的同事一起，探討雙方專業資格加深合作的可能性，比如更大范圍的豁免機制。
一旦達成，這將成為我們深化合作的重要平臺與新的起點。
FT中文網：中國在二十多年前向世界開放，這意味著中國早已成為構建現代經濟秩序的全球體系的一部分。如今，隨著中國企業不斷走向國際市場，它們不僅要應對法律與財務合規等硬性要求，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軟挑戰”。
依您觀察，在過去兩年，甚至過去一年中，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軟性挑戰是什么？
韋啟煥： 您剛才提到了法律層面的問題，但對于會計與金融行業而言，監管框架同樣至關重要。企業如何披露信息、如何開展審計，這些都是建立信任的核心環節。經過審計的財務報告，是投資者信心的基石，而信心又決定著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行。
所以我的回答要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如果我們觀察會計與審計準則的發展，理想狀態當然是全球采用同一套標準，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此，各國標準之間的互通與兼容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點對中國、英國乃至其他國家來說都非常關鍵。
與此同時，如何確保這些標準能夠被準確理解、傳達與應用，其機制同樣重要。像我們這樣的機構——ICAEW，投入了大量時間和資源，確保這些標準被專業人士準確掌握，并幫助會計師及其他從業者具備正確解讀和應用的能力。
當然，各國在文化與商業實踐上也存在差異。理解并尊重這種差異，學會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有效開展業務，是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而且，這不僅是中國企業需要學習的內容，英國企業同樣如此。英國有很多值得向中國學習的地方，就像中國也能從英國的經驗中獲得啟發。
這種雙向的知識交流與理解機制，我認為，是推動全球合作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FT中文網：那些標準確實非常專業且復雜。有一種偏技術角度的做法是，對于“出海”的中國企業而言，可以采用一種“單一數據主干、多元輸出”（single data spine, multiple outputs）的方式，即企業只維護一套權威、統一的財務數據。這套數據可根據不同需求，自動生成面向管理層、監管機構、稅務部門等的多種報表或信息輸出，減少重復工作并提高準確性。您怎么看？
韋啟煥： 我是贊同的，而且有幾個理由。
首先，我認為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報告領域，企業必須建立一個“單一且可信的數據源”。也就是說，所有披露信息都應當基于同一個真實、可驗證的數據基礎。
我之所以這樣說，不僅源于我目前的工作經驗，也來自我早年在澳大利亞氣象局擔任副局長及聯合國氣候與氣象數據項目中的經歷。那段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數據準確性的重要性。
當這些數據被轉化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時，問題往往出現在源頭——企業難以獲得足夠準確、標準化的數據來滿足多元的披露要求。因此，數據質量與數據標準化是關鍵議題，我們在這方面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剛剛起步。如果按照同樣的節奏推進，我們恐怕等不起——氣候問題的緊迫性不允許我們再用50年去等待。
我認為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許多方面都積極推動ISSB的落實，甚至可以說走在了全球前列。
目前，美國的立場尚不明朗，還需觀察他們未來的政策走向；歐盟則在今年早些時候推出了“綜合修訂方案”，對企業可持續報告指令（CSRD）進行了簡化，因為他們意識到原有框架過于復雜、企業負擔過重。
相比之下，亞洲地區——尤其是中國、澳大利亞及更廣泛的亞太地區——在ISSB的制定與采用方面進展迅速。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在很多方面，這個地區實際上正在引領全球可持續報告標準的發展方向，這非常令人鼓舞。
FT中文網：關稅和國家安全壓力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跨境審計在實際操作中，是如何處理審計底稿訪問、數據本地化或跨境傳輸，以及監管合作等問題的？
韋啟煥： 確實，如今的形勢正在快速變化。
從地緣政治和貿易政策來看，關稅的出臺無疑為企業帶來了巨大挑戰。不同國家不斷推出新的關稅政策，美國如此，其他主要經濟體亦然。這些變化使跨國公司的合規與運營變得愈發復雜。
在會計與審計領域，我們也觀察到新的難題——在關稅影響尚未完全明朗的情況下，如何準確評估企業的年終業績。這種不確定性迫使審計師做出一系列關鍵判斷，而這些判斷又直接影響審計意見的形成。
年報對于投資者而言至關重要——那是他們評估公司價值的核心依據。因此，不確定性的增加也會不可避免地削弱市場信心。此外，監管層面同樣充滿挑戰。不同司法轄區在報告機制和執行標準上存在差異。
FT中文網：您剛才實際上已經提到了一些關鍵點，我還想請您結合自身經驗，談談“真正的協調機制”應當是什么樣的？比如聯合審計（co-audit）或跨司法轄區的團隊協作模式。在這些機制中，最大的難點又是什么呢？
韋啟煥： 我確實見過不少跨司法轄區協作的案例。事實上，如今的審計執行方式與我剛入行時已截然不同。那時，審計團隊通常集中在同一個國家，對企業賬目進行實地審查。
而今天，審計工作早已全球化。團隊成員分布在不同地區，主要通過遠程協作完成。例如，一家在英國上市的公司（UK PLC），主審團隊可能設在英國，同時配有印度或其他離岸中心的成員。整個團隊必須跨越司法邊界協同工作，全面了解企業的全球運營情況。無論是哪家事務所，這種跨域協作對于審計質量都至關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企業的全貌，才能提供可信的審計意見。
除了團隊層面的協同，更復雜的挑戰來自監管層面的銜接。不同國家的監管體系如何對接，是確保財務透明度的關鍵。
這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生態系統，涵蓋了標準制定者、監管機構與專業群體。它們之間的協調與相互理解，是保障財務報告質量的根本。協作越順暢，財務信息就越可靠，資本市場的信任度也就越高。
歸根結底，這一切都關乎“信任”。而信任，正是整個會計與審計行業的基石所在。
FT中文網：我有個問題。如果各國監管機構之間無法實現互認，那企業該如何證明自己已經履行了應有的盡職調查呢？
韋啟煥： 我自己也常常從職業資格互認的角度去思考這一問題。作為會計師，我們是專業人士。如果要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工作，就必須理解并能解釋不同國家的標準。這一直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挑戰，而且短期內恐怕還會繼續存在。
不過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的行業，也就是特許會計師以及更廣泛的專業會計群體，在與本地監管機構合作方面，已經積累了數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在跨國審計中，我們必須充分理解每個司法轄區的實際情況，與當地監管方保持密切溝通，并在最終形成審計判斷和意見時，把這些差異和本地化因素都納入考量。
我認為無論是貿易還是專業服務，都應盡可能實現便利化。這也是ICAEW一直在努力推動的方向——我們積極促進職業資格互認，同時始終堅持最高的專業標準與職業操守。
FT中文網：那么，就您了解的情況來看，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在審計與監管合作方面，目前的實際運行狀況如何？
韋啟煥： 總體而言，我認為合作機制運作得相當不錯。當然，任何體系都有改進的空間——這正是我們不斷學習、進步、追求卓越的意義所在。但我沒有聽說過什么重大的障礙。
中國基本遵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這無疑減少了潛在分歧，也讓合作更加順暢。從整體上看，我認為這個機制運行得相當良好。
當然，在具體操作中仍會遇到一些實踐層面的挑戰。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幾乎每個國家都需要確保國際標準在本地的落地可行。
一旦深入到這種細節層面，就會發現“本地化適配”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也說明，在標準的全球統一與本地現實之間，總是需要找到一個動態的平衡點。
FT中文網：我們知道，跨境處理數據存在一定風險。那您對如何降低這種風險，有什么建議嗎？
韋啟煥： 我認為，首先必須有統一的數據標準。這些數據不僅要具備相關性，還必須適用于所在司法轄區。因此，數據質量的各類問題非常關鍵。
比如，數據來源是否準確？是否是“單一可信來源”？也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單一數據主干”思路——如果不是，我們如何確保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仍能遵循相似標準？這關系到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除此之外，還要考慮數據存儲的法律框架。不同國家在法律和監管上存在差異，但也有大量工作在進行，目的是讓一個司法轄區對另一個司法轄區的數據保持信心。
FT中文網：我們再來聊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ESG的概念。我們之前也提到過它，但坦白說，它的熱度似乎有所下降。不過在您看來，ESG披露是否仍然有用？
韋啟煥： 我認為，ESG披露非常有用，甚至可以說至關重要。但我也認為，它必須是適度的。以歐盟的企業可持續報告指令（CSRD）為例，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訓。
CSRD推出后，我們收到了很多反饋——不僅來自會計與審計機構，也來自全球各地的企業，尤其是歐洲企業。很多公司發現，準備所需信息非常困難。他們的財務團隊里缺乏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報告本身也難以編制。同時，審計師在審核這些報告時也遇到很大挑戰，因為報告基礎本身不足。
另外，還有數據標準的問題——數據來自哪里？準確性如何？CSRD 初期實施的框架非常嚴格，需要收集大約 1400 到 1500 項數據。我們看到很多企業在實際操作中難以落實，甚至有調查顯示，企業不得不重述上一年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賬目。
所以，適度是關鍵。在可持續發展報告的過渡期內，企業必須有可實現的計劃。過渡期的設計至關重要，公司如何解讀這些過渡要求，以及監管機構如何提供一定的靈活性，使過渡可行，而不是一刀切、立即執行，這一點非常關鍵。
FT中文網：在中國的“雙碳”目標下，很多企業已經開始披露相關信息，但并非所有企業都真正達標。站在ICAEW的全球視角來看，您認為中國企業該如何盡快彌補這些差距？
韋啟煥： 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中國企業面臨的挑戰，而是全球范圍內的共性問題。關鍵在于確保企業具備充分的準備，包括擁有恰當的技能和專業顧問，能夠收集、整理并核查相關信息。
從全球趨勢來看，我相信我們會逐步過渡到“合理保證”（reasonable assurance）的標準。目前，很多企業仍停留在“有限保證”（limited assurance）階段，而“合理保證”的要求要嚴格得多。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注：“合理保證”表示審計人員通過充分、適當的程序，認為財務信息在重大方面真實、公允。這是高程度保證，但并非絕對保證。“有限保證”指審計人員執行的程序較少，只能得出未發現重大錯報的結論。這是較低程度保證，風險容忍度更高。）
因此，關鍵在于保持聚焦。要在緊迫性與穩健性之間取得平衡，既要加快行動，又要確保標準制定與執行的質量。要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從最核心、最關鍵的環節入手，循序推進。我想強調，這種挑戰不僅在中國存在，而是全世界的企業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FT中文網：有沒有哪些在 ESG 信息披露與核查方面可借鑒的案例？
韋啟煥： 當然有。就國家層面而言，我認為澳大利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在新標準的落地與推進上速度非常快。馬來西亞在亞洲地區的表現也非常突出，是推動ISSB本地化的典型國家。
優秀的實踐并不局限于某個行業，而往往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決心與管理層的領導力。換句話說，好的案例可能出現在任何國家、任何行業。與此同時，人才依然是關鍵挑戰——要推動真正的轉型，企業需要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與治理水平。
FT中文網：不過在ESG的熱潮中，也出現了“綠漂”（green-washing）或“綠色緘默”（green-hushing）的現象。您認為這些問題是否被過度炒作了？（注：“綠漂”是指企業夸大或虛假宣傳其環境績效，以營造綠色形象。“綠色緘默”指企業實際采取了環境行動，但選擇不公開或低調披露相關信息，以避免外界審查或質疑。）
韋啟煥： 我不認為它被過度炒作。相反，綠色漂綠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非常重視的問題。好在ISSB框架的推出，已經讓全球在這個議題上邁出重要一步。當然，框架只是起點，企業還需要在執行層面真正落實它。換句話說，企業在制定和推進凈零目標時，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去做——不僅要合規，更要具備真實的透明度。
在報告與核查過程中，信息披露必須清晰透明。董事會需要決定哪些議題對企業最為關鍵，并確保這些內容得到恰當披露，同時以最高的道德標準執行。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綠色漂綠，確保整個體系的可信度與有效性。最終，成功取決于制度化的流程和文化——透明度必須成為企業的核心原則。
FT中文網：如果讓您用一個詞或一句話來給那些正在謀求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的CFO一條建議，您會說什么？
韋啟煥： 我會說是“自信”。中國企業和中國專業人士的能力，絲毫不遜色于世界上任何同行。關鍵在于理解不同司法轄區的要求與差異，但在專業能力和職業精神上，我毫不懷疑他們完全可以站在全球的最前沿。
（注：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聯系郵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本期音頻由于暢洋協助制作，鄭淑雨解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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