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今年68歲的萬四姐在自家院子擺好音響和手機支架，等待同村幾位老人上門，她們準備錄制一則跳舞視頻，發到短視頻平臺上。

這是云南昭通水富市鹽井村的一幕，老人們抱團取暖、自娛自樂。在這樣偏遠的鄉村，中青年長期外出務工，許多老人留守獨居。

直到幾年前，村民組成“服務隊”，有人上門量血壓、陪聊天、帶著他們看病，以及開展廣場舞等娛樂活動，增進人們的交流。這些工作并不輕松。服務人員多是留守或返鄉的中年婦女，她們要在農閑間隙奔波，還得顧家糊口。在云南昭通，類似的農村養老探索在制度缺位的困難中已經走過了十年。

萬四姐（右一）帶著村里老人跳廣場舞。受訪者供圖

留守老人需要多少種養老服務？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鄉村人口約5.1億人，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23.81%，顯著高于城鎮的15.82%。青壯年大規模外出務工，使農村首當其沖淪為人口老齡化的“重災區”。同時，農民基礎養老金水平僅相當于城鎮職工養老金的零頭，甚至，在一些欠發達地區，老人每月能拿到的養老金只有百余元。因此，農村老人的養老支柱依然是傳統的子女贍養模式。

在云南昭通市，這一現實尤為突出。昭通地處滇川黔交界的山區，經濟欠發達。由于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許多留守老人既缺乏日常照料，也承受著精神孤獨。多數老人僅靠自種農產品和每月百余元養老金維持生活，因病致貧、返貧的情況時有發生。有住在山村里的老人因長期患病、生活無法自理，不愿拖累家人服農藥自盡；也有老人病逝家中，卻因無人照料而遲遲未被發現。

這些極端個案反映出在農村建立照護網絡的迫切需要。

考慮到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根深蒂固、農村老人普遍不愿離家，國家逐漸倡導以居家為基礎的養老模式：2013年，國務院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的養老服務體系。

在農村養老兜底方面，2014年，云南省政府出臺配套文件，明確實施方案；針對特困人員，2016年，國務院發布《健全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制度的意見》，明確了救助內容和標準；次年，云南出臺實施細則，界定哪些老年人可被認定為特困人員。

水富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股負責人賀唐瓊介紹，按照相關文件規定，特困人員每月可領取救助金，殘障老人還可獲得護理補貼。經認定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或無子女贍養的老人，可入住水富市中心敬老院。但是，賀唐瓊發現，在現實中，不少符合條件的老人依然選擇留在家中。

基于大部分農村老人傾向居家養老的現實情況，2015年，昭通市民政局和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開始探索適合農村的居家養老模式，計劃招募當地村民組成居家養老服務隊伍，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上文提到的“三無”老人也納入重點探訪對象，同時幫助申請相關救助金或納入低保戶。

同年9月，昭通市永青農村發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昭通永青”）在昭通市民政局注冊成立，負責項目的落地和運行。試點在水富市選取4個村落率先開展。

水富市民政局下發名額，由各鄉鎮和村社區負責招募服務人員。項目第一年，服務人員每月可獲600元補貼，由民政部門通過財政資金予以保障，另有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配套提供200元補貼。每名服務人員負責至少10位留守老人，服務對象包括子女外出務工無人照料、因家庭變故生活困難、或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老人。按照要求，每名服務人員每月上門服務4次，內容涵蓋打掃衛生、收種莊稼、陪同就醫、購買藥物、聊天和陪伴等。

服務人員正在修補被大雨沖斷的水泥路。受訪者供圖

試點在起步階段遇到諸多困難。賀唐瓊記得，最初許多老人并不接受，覺得服務人員上門會耽誤他們干農活。與此同時，誤解也在產生：一些老人和子女不了解養老服務的內涵，把服務人員當成政府高薪聘來的“免費保姆”，臟活累活都交給他們做，甚至有人半開玩笑地說：“等老人死了，你過來把人埋了。”這些情況讓不少服務人員感到挫敗。

這群以農村留守婦女為主體的服務人員，大多對這份工作都懷揣熱忱。有的老人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加上山路崎嶇，每次服務可能要花半天、一天甚至更久的時間。漸漸地，老人們看見服務人員的堅持與陪伴。有一位不識字老人誤把白色晶體農藥當味精炒菜，幸好服務人員及時發現，否則爺孫二人可能誤食中毒；一名服務人員上門時發現老人突發腦溢血，趕忙送往醫院，及時挽救老人生命，還留在醫院照顧老人直到其子女回來。

留守老人們逐漸開始信任服務人員。有的老人會給服務人員準備豆花飯，或子女從外地寄來的特產，甚至會分享一些對子女都沒有說過的真心話。有的會提前收拾好屋子，等著服務人員來嘮家常。

最受歡迎的服務項目之一，是每月一次的健康理療科普，由村醫主持培訓，由鎮衛生院為老人提供基礎的健康檢查，如血壓監測和慢性疾病的用藥咨詢等。在水富市太平鎮鹽井村，七十多平方米的活動室里和走廊都站滿了人，三百多名老人從四面八方趕來，最遠的住在十公里外，要花半個多小時坐車，往返車費20元，相當于他們一天賣菜的收入。

村民種的向日葵成片地旱死。圖源受訪者

近年來，由極端高溫天氣頻發導致的健康風險在農村老人群體中也尤為顯著，因為他們當中的多數人仍需要務農維生。

2022~2025年間，水富市頻繁發布高溫預警，最長連續15天超過40℃。連續多日的高溫天氣打破歷史紀錄，導致農作物水分失衡，糧食與經濟作物大幅減產。同時，春秋兩季冷暖急轉，短時間內溫差可達20℃。老年人身體調節機能本就較弱，面對持續高溫和劇烈的氣溫波動，更難有效應對，從而誘發或加重健康問題，尤其是患有基礎病的老人更容易面臨中暑、疾病惡化甚至死亡的風險。

于是，自2025年起，在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與北京合一綠色公益基金會的支持下，團隊啟動了農村養老氣候融合項目。昭通永青團隊開始推動醫養結合服務，向老人普及在極端天氣下的防護知識，合理調整生活習慣、飲食、服藥、增加設施等；動員村民參與應急管理和減災防災的培訓，建立互助支援小組，完善災害迅速應急機制。

除了從生活起居和健康等方面的照料之外，工作人員發現老人的心理健康需求也不容忽視。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教授郭偉和曾在昭通市10個村莊調研，通過問卷訪談近200名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根據統計結果，排在前五的分別是：社區娛樂活動、娛樂場所、精神慰藉、情緒疏導和情感陪護，需求程度超過緊急救援、就醫陪護和長期照護。

在村里，除了紅白喜事，人們幾乎不會聚在一起。不少老人坐在自家門口往外望，村里到處都很安靜。這也是國內其他農村地區的真實寫照。

從2017年起，昭通市農村居家養老服務項目將更多經費，用于每月一次的小組活動和節假日舉行的公共文娛活動，增進老人們之間的交流和聯結。

老人們參與積極性最強的要數跳廣場舞，幾乎每個村都有舞蹈小組。萬四姐就是水富市向家壩鎮新壽村舞蹈小組負責人。萬四姐今年68歲，原名“萬成富”，家中排行老四，于是自稱“萬四姐”。十年前突發腦疾后，她開始通過短視頻平臺自學跳舞鍛煉身體，在女兒幫助下開始自學剪視頻，受其他博主啟發，她開始用玉米葉、舊布料自制奇裝異服，比如穿上“濟公裝”拍舞蹈視頻，這使她在網上收獲了一些關注。村里越來越多中老年婦女受到她的感染，拿著布料到她家學做衣服，一起穿著奇裝跳舞。

2022年，新壽村居家養老服務團隊邀請萬四姐加入，作為舞蹈小組“帶頭人”。此后，農歷逢五逢十，老人們都會在她家院子里聚會，從傍晚一直跳到天黑才散去。

廣場舞曲響起，麻將聲不再是村里唯一的熱鬧。

從志愿者到協會，“自我造血”的嘗試

截至目前，昭通市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已覆蓋至水富市和永善縣的所有村落，共有211名服務人員、2638名服務對象。

無論在哪個村，居家養老服務相關活動高度依賴于服務人員，這也導致一個問題：如果服務人員組織程度不高，本村居家養老項目無法完成。

現實情況是，服務人員也面臨著各自的生存困境，大部分服務人員都是留守或返鄉的中年女性，她們不僅要在村里經營小本生意補貼家用，還要照顧一家老小。隨著項目在所有村莊鋪開，服務人員僅有水富市民政局提供的每人每月200元補貼。如何保持服務團隊的積極性和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項目各方都在思考和探索。

一個可能的方案是將原本的志愿服務團隊轉變為村民自組織，在民政局注冊成立協會，獨立申請項目和籌措資金，實現“自我造血”。水富市鹽井村被選中試點。鹽井村位于半山腰的村莊，因地勢相對平緩，成為鎮上的趕集聚散地，得益于此，村里中青年流失程度相對其他村落更低。

2017年，在水富市民政局和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處、昭通永青的支持下，鹽井村為老服務協會成立，目前協會有35名服務人員，均為本村人，超三分之二為女性，平均年齡40歲，是最年輕的一支服務人員隊伍。

服務人員由留守婦女、片區支部書記、村醫、獸醫、屠戶、廚師和維修工組成，以及承辦紅白事的人，在當地稱作“支客師”。由于協會人手充足，因此從2018年起，養老服務放寬標準，非留守老人每年繳納20元會費，也可享受相關服務。

鹽井村為老服務協會會長陳琴是本村人，今年48歲，曾在鹽井村委會工作13年，2010年為照顧老人和孩子，她辭去職務，在自家門面經營煙酒雜貨鋪。2015年她應聘鹽井村居家養老服務人員，同時擔任團隊組長。

2017年，水富市民政局工作人員找到陳琴表達了成立協會的想法。起初陳琴心里沒底，考慮到協會日常工作需要完成大量文字工作，如撰寫項目申請和財務資料時，她擔心自己無法完成——1994年高中畢業后，她幾乎沒有接觸過電腦，“我可以手寫，電腦用不來”。團隊也幾乎無人能勝任，大多數成員僅有小學學歷。不過，陳琴最終還是答應了，民政局為協會申請到村委會一間空置辦公室，作為公共活動室。昭通永青中心曾幫助協會培養財務人員。如今，日常材料撰寫財務工作多由昭通永青的工作人員協助完成。

在賀唐瓊看來，昭通的農村居家養老實踐能否走得更遠，關鍵在于資金保障與專業力量的引入。當前項目依賴財政補貼和志愿者奉獻，但志愿者補貼有限，穩定性不足。若能逐步引入社工隊伍，與志愿者、慈善組織形成“六社聯動”，即社區、社會組織、社工、志愿者、慈善資源與企業共同參與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不僅能提升服務的專業性與規范性，也有望推動形成制度化保障，為農村女性提供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

不過，制度性問題無法靠一個地方性項目的成功來解決。賀唐瓊認為，試點經驗在全國范圍的推廣仍亟需國家完善對農村養老體系的財政支持和制度建設。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責編郵箱：yilin.yu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