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學生為我組織了一次聚會，主題頗有詩意：“沉舟側畔，還歷華章。”本來，六十算不上什么“壽”，無從“賀”起。但我一個自由派，平時對學生從來是“放鴨式管理”，同門長期疏于聯系，找個機會聚聚也好，不過定位是思想對話，免得落入俗套。經歷三年疫情之后，我本人對“六十”這個數字也有新的感悟。以前都以為“辛亥百年”、“文革”半個世紀是大年份，現在才明白古人還是有智慧的，六十才是歷史周期。“耳順之年”，還是很想和年輕人分享一下自己近年來的思考，也算是對自己從教25年的一個思路總結。

和“內卷”慘烈的當代青年相比，我算是很幸運的。1999年回國的時候，國外的博士學位還是很吃香的。憑著一篇論文和一本書，當年就評上了正教授，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這對我很重要，否則以后還要評什么“副高”、“正高”，我是很討厭求人的。當然，肯定有人不服——是不是和校長有什么“特別關系”？不服也正常，好在之后兩年連續推出了120萬字的《西方憲政體系》上下冊，也就沒有誰不服了。即便2013年“反憲政逆流”以來，言論空間不斷受到擠壓，2019年《憲法學導論》下架，但畢竟也在憲政領域里“風光”了近二十年。能做的、該做的基本上做了一遍，沒有太多遺憾。不像現在，發一篇外國憲法論文都難。

我回國的專業選擇也是幸運的，因為我的博士學位是政府學，本來對口國內的政治學，但當時校長說法學院缺人，于是就去了法學院教憲法。由于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法學的“名聲”顯然要比政治學好一些。當然，不論是在法學院還是政治學系，我的研究專業都會是憲法，因為《西方憲政體系》上下冊早在1996年就已成初稿。那時國內還沒有很系統的研究，所以我很急于把關于美國、法國、德國和歐共體的憲法知識引入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