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關系，恐怕是世界上最玄妙莫測的事情，但也不是沒規律可循，至少可以定義一個分析框架。傳統的婚姻，講究郎才（財）女貌和門當戶對，其實就是強調結構（structure）的決定性影響，比如階層、地位、收入、學識、年齡、種族和文化等外在因素；而作為婚姻（或伴侶關系）中的行為者（agency/actor），男女雙方本身想法反而退居其次。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男女之間的結合，兩情相悅日益成為最重要的因素，這意味著行為者本身的情感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情感仍然籠罩在結構的陰影之下，要打破其約束，仍然相當困難。“鳳凰男”即便追求“白富美”成功，其原生家庭的結構性障礙恐怕仍舊揮之不去。畢竟大多數人都是凡夫俗婦而已，終其一生都受到各種條條框框（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習俗）的制約。只有少量英勇杰出之男女，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國際關系也和男女關系一樣變幻莫測，但人們還是試圖用理論來解釋和預測國際關系行為。西方有三大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real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比較強調結構性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兩者可歸為一類。區別在于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統一的理性行為體，追求權力最大化，以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叢林中獲得安全保障；自由主義相信國家其實是由不同的社會集團組成，內政常常決定外交。自由主義的典型例子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不同，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政治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強調理念（idea）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比如文化、價值觀、規范和身份等等因素。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區別：英國和中國的核武器規模差距不大，從現實主義視角看，英中兩國對美國構成程度相似的核威脅；但建構主義認為中國的核武器對美國是威脅，英國的核武器卻是美國核威懾的補充，因為美國將中國當作戰略競爭對手，卻視英國為親密盟國。所以，現實主義更重視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因素，建構主義更重視獨立于物質結構的精神因素。地理就是一種結構性的物質因素，一個國家的位置是確定的，也無法把鄰國從地圖上抹去，所以地緣政治學說基本上屬于現實主義范疇；而文化則是一種精神因素，是對世界的認知和偏好。中國常常強調中華文明有和平的基因，而西方文明卻推崇國強必霸，這就是典型的建構主義話語了。

男女關系與國際關系有類似之處，大體上也可以用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框架來解釋。婚姻或伴侶關系大概有三種類型：（1）雙方都是現實主義者，那這種婚姻可謂一拍即合、水到渠成，如過去的王室聯姻，現在的精英通婚。當然前提是塑造此類婚姻的外部結構一直存在，如果結構坍塌，可能落得勞燕雙飛。（2）如果雙方都是堅定的建構主義者，決意沖破世俗的羈絆，則可能成就偉大的愛情故事。如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臺，西方的羅密歐和朱麗葉，結局雖然悲劇，但卻千古傳誦。老夫少妻在年齡維度上不符合世俗要求，似乎屬于建構主義者之間的結合。德國大文豪歌德一生愛過不下十個女人，其中小他35歲的瑪麗安?馮?威勒默女士（ Marianne von Willemer）對他的求愛熱情回應，這算是兩位建構主義者情投意合。但也不絕對，有些老夫少妻其實是現實主義交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比其第三任妻子梅蘭妮大24歲，一個好色，一個貪財，兩人的婚姻大概屬于理性計算。楊振寧比翁帆大54歲，又算那種類型呢？坊間議論紛紛，見仁見智，也難說得清楚。（3）如果一方是激情的建構主義者，另一方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那就悲劇了，多半是建構主義者敗下陣來。同樣是歌德，他在遲暮之年（72歲時）愛上當時才17歲的烏爾里克?馮?萊維佐（Ulrike von Levetzow），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絕。歌德應該接受現實，畢竟橫亙在萊維佐面前的結構過于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