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等房地產企業問題愈演愈烈，中國恒大主席許家印被采取強制措施，網上開始流傳一個段子“資產私有化、負債公司化、風險社會化、子女歐美化”。無獨有偶，企業成本社會化的事情在“教科書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也屢見不鮮。3月10日，美國硅谷銀行宣布破產。出乎意料的是美聯儲、FDIC和美國財政部，宣布對超過25萬美元上限的所有儲戶存款保險，歐洲認為這是“不講武德”的事情。個體風險由全部納稅人買單，顯然違背了市場經濟“收益風險共擔”原則。疫情掀起了世界范圍裁員潮，所謂經濟下行，寒氣向下傳遞。過去三年時間里，硅谷1396家科技公司共裁減約23.4萬人。即在經濟下行階段，企業為了利益最大化原則，裁減工人，將工人拋給社會，成本社會化。

一、“市場”與“政府”穩定經濟、完善收入分配作用有限

經濟史告訴我們，人類資源配置方式，一是經濟學家構建的理想無政府“孤島”自由市場經濟，即在理想的市場經濟中，只存在工人（消費者）和企業家（生產者），不存在政府。企業家不占有生產者剩余，消費者也不占有消費者剩余，按照要素耗盡定理，按要素邊際物質產量去對生產要素勞動L與資本K分別付酬，結果正好把總產量分光，即耗盡全部產量，于是帕累托遞進也實現。二是政府參與的市場經濟。隨著經濟迅速壟斷和貧富分化，經濟危機不斷，由于市場經濟存在不可克服的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在經濟上升時期，順周期性增強，雖然企業家得到更多，但是幾乎所有社會成員處在帕累托遞進路徑。而在經濟下行階段，經濟衰退，企業家和工人收入下降都更多，但是由于企業家有剩余價值的“資本積累”更能抵御危機，而工人財富剩余有限，失業大量產生。于是，以凱恩斯主義誕生為標志，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幫助社會最低收入者抵御危機，“社會政策托底”。但是，數據發現，1990年以來隨著美國和高收入國家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斷提升，美國最高10%收入份額，最高20%收入份額也不斷提升，但美國最低10%收入份額，最低20%收入份額卻保持在1.8%、5.1%的水平。中國最低10%的收入份額從1990年3.5%下降到2019年2.9%。因此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功能有限。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參與的邊際改進沒有直面新的現實經濟問題，也沒有解決傳統市場經濟的天然不足，收入分配嚴重惡化，即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提出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