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資金相對其它資本最大的優(yōu)勢可能還不是成本較低，而是收益目標明確，這兩方面疊加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傳統(tǒng)的“60-40”配置規(guī)則，但這是一個概念意義上的方案，實際中按照此前銀保監(jiān)會按綜合償付能力的分級管理，對應最新壽險行業(yè)的實際償付能力，對應權益類資產的配置比例可能只有25%。這個原則重要的是體現了一類資金的風險偏好所決定的配置偏好，大量的固定收益資產和收益增強的權益類資產，權益類資產盡管沒有收益目標，但是在實際投資過程中對整體回報的邊際貢獻是大致清晰的，因此在面對市場機會時，不會窮其所有，在面對市場風險時，也不會戀戰(zhàn)不舍。

收益目標明確一定是優(yōu)勢么？為什么很多資金不設定一個目標，它可以高于保險資金的回報，但是低于公募資金的回報？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設定目標就有了保證收益的隱含承諾，這不符合監(jiān)管規(guī)定。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它與所投資資本市場的收益特征緊密相關，以A股長期年均收益10%和權益型產品80%的倉位計算，那么公募產品的年預期收益平均可能就是8%，如果再考慮一些摩擦成本和管理費用，它相對保險資金內含價值評估利率5%來講差異并不十分顯著，尤其是對于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人來講彈性明顯是不足的。

長期資金的優(yōu)勢就是篩除對彈性的追求，主要方法就是把握經濟的長期趨勢，長期趨勢這個基準說起來是慢變量，但是認識到它的挑戰(zhàn)并不小。首先是長期趨勢變化可能不是平滑的，所以看世界上主要經濟的是發(fā)展都有明顯的階段性，這就增加了在換檔時期的預測難度；其次，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經濟增長的換檔，以及多大程度上帶入到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判斷是非常主觀的。這就涉及到經濟預期的關鍵假設問題，影響經濟長期趨勢的關鍵假設絕不僅僅是經濟變量，現在普遍談論的經濟長周期變量有人口、科技、產能、庫存，但是在實際中可以看到這些長期變量相近的國家的發(fā)展模式也存在很大差異，隨著大家對制度的作用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可能真正影響長期趨勢的是把這些長期要素組織起來的制度和政策，結合當前清晰可見的中、美國家職能定位的轉向，也許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新的經濟周期，那就是“制度周期”。主導這個周期的關鍵變量在不同體制里有所差異，在西方國家可能是立法調整，在東方國家可能是政治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