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想起近20年前學過的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過去很多年，我都在現實主義（Realism，人類社會與國家是權力之爭）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續的，經濟合作能避免戰爭）之間徘徊。

我2004年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學習國際關系學理論時，很容易地就認同了現實主義，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生存，弱者被拋棄。中國2000多年歷史上的王朝更替，與現實主義說的“無序國際環境，各政治單位時時為爭權奪利發動戰爭的適者生存狀態”能夠連成一體，非常容易理解。當時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都離我太遠，難以理解。但我當時選上了國關課程里的“地區合作組織”，因為當時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處于韜光養晦階段，經濟全球化是中國政府主推的概念。那時歐盟前景一片向好，區域合作組織前景正旺，當時我甚至幻想歐盟最終政治上達成合作（統一），為整個國際社會做出示范。其實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底架了。只是當時我對民主的理解膚淺至極，只知道投票選舉。對于個人主義還持批評態度，認為是自私。

移民近20年后，我從實踐生活里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和英國的文化價值觀是兩個獨立的圈，交點極少甚至沒有。我從王東岳在Youtube上的講座里聽到了相同觀點，他還解釋了中西文化起點與路徑截然不同的原因：中國文化起源于黃河流域農業文明，其文化基礎是象形文字（文言文以及中國抽象畫是象形文字的派生產物），并奠定了中國特有的思維方式，實踐出真知是特有的中國思維，故此，中國文化只能產生技術，而無法產生科學。因為科學的產生建立在古希臘哲學基礎上，而古希臘哲學的基礎在于，西方文明在早期因為工商文明的需要而拋棄了象形文字，因為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就開始啟用字母，他們善于航海與經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貿易，因為貿易必須與不同文化人群溝通，這導致象形文字被拋棄，形成一種能共通的字母語言。西方的哲科思維里，哲學是科學的基礎，兩者捆綁在一起，不可分。一個與中國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文化是從實踐里提煉，能夠制造出某種器具或發明；但西方文化是想象在先，然后進行邏輯論證。比如電和互聯網，這樣只可想象的事物，不可能在中國被發明出來（以上觀點來自于王東岳）。以此類推，展望未來，中國文明只有可能在既有領域保持領先，但在創新方面，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羈絆，前景并不樂觀， 中國不太可能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