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約翰?麥克馬納斯(John McManus)在他的新書《走進卡塔爾》(Inside Qatar)中，請了一位在多哈(Doha)的尼泊爾籍咖啡師解釋這個海灣國家的等級制度。作者問道：“誰地位最高？”咖啡師回答：“當然是卡塔爾人。第二高的是歐洲人和美國人。第三高的是其他阿拉伯國家和民族的人。”那最底層的呢？“一直都是尼泊爾人、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正如麥克馬納斯所指出的，這個咖啡師的回答可能遺漏了一個層面：“所有的保安都是非洲黑人。”

我們熟悉性別和種族歧視的概念，但這里講述的是國籍歧視。在卡塔爾，國籍歧視是最赤裸且不加掩飾的，部分原因是這里匯聚了世界各地的人。不過，每一個世界級城市和國際工作場所都存在國籍歧視。國籍歧視與種族歧視只有部分是重疊的：美國黑人的地位通常會高于加納人，就像瑞典人的地位高于立陶宛人一樣。這種不言而喻的國籍等級制度扭曲了我們許多人的人生道路。

其基本理念是，國籍被視為一種技能。作家亞歷克斯?貝洛斯(Alex Bellos)寫道：“‘巴西足球運動員’這個短語就像‘法國廚師’或‘西藏僧侶’一樣。國籍體現(xiàn)了一種權(quán)威，一種與生俱來的職業(yè)——無論你的天賦是什么。”因此，一名巴西足球運動員的價值將高于一名同樣優(yōu)秀的墨西哥球員，而一名德國工程師將比一名危地馬拉工程師更快被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