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不只是適用于王安石，安在商鞅、李斯、張居正、康有為或任何一個熱衷變法改革的官員身上都合適。王安石只是他們當中最為杰出的一個。如果連他的變法也必敗無疑，那么他的失敗就成了為歷代變法蓋棺論定的標志性案例。

縱觀中古千年，王安石無疑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才子甚至大偉人。雖然對其變法非議頗多，但作為“唐宋八大家”的美譽卻絕非浪得虛名。其道德文章也博采眾長、糅合百家，常托儒家先圣之名行法家改革之實。像他這樣才高八斗、心高氣傲、動輒不是辭官就是拒任的人，一般在哪個朝代都吃不開，但偏偏他還很走運，遇到不以為忤、開明識人的皇帝宋神宗，至死不渝地推行他那飽受詬病的變法。才、運、勢，他該有的都有了。如果他算得上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那么北宋也幸運地經(jīng)歷了一次難得一見而曇花一現(xiàn)（1069-86年）的“圣王治國”。

可惜，神宗一死，新法盡廢。保守派首領(lǐng)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廢除了幾乎所有變法。盡管哲宗繼位后一度恢復，但已是強弩之末。王安石苦心孤詣推行的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就這么戛然而止。在政策層面上，變法對后世幾乎沒有留下什么遺產(chǎn)，王安石本人還落得一個制造黨爭、加速北宋滅亡的罪名。早知如此折騰，還不如像他早年屢次辭官那樣好好呆家里，多寫幾首詩詞、幾篇檄文，說不定能給后世留下能和李杜并肩的文學遺產(chǎn)。被他排擠打壓的政敵中，司馬光回老家寫成了《資治通鑒》，蘇軾在顛沛流離中成就了千古名篇。他們其實和王安石一樣，今天沒有誰記得他們有什么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