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多維歷史時段理論。長時段即地理時間，這是一種緩慢流逝的時間，用來考察人類歷史變遷的長期趨勢與其緊密關聯的是結構，包括地理結構、生態結構、文化結構等。中時段即社會時間，指的是人口增減、工資變化、利率波動、價格漲跌、制度變遷等周期性現象。短時段即事件時間，指的是各種突發性事件。布羅代爾認為短時段是最任性和最具欺騙性的時間，而長時段特別是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最為深遠。布羅代爾不像傳統史學家那樣最關注熱鬧的人物與事件，而是特別看重地理環境對人文和制度的影響。

如果說布羅代爾的“地理決定論”是一種史觀，那么戴蒙德則為布羅代爾的學說提供了系統翔實的論證。《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一部“地理決定論”的作品。作者的問題意識源于新幾內亞的亞力之問：“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的貨物，再運來這里？為什么我們黑人沒搞出什么名堂？”亞力之問可以轉化為一個理論問題：為什么不同大陸上的人類文明進程存在如此大的差異？

戴蒙德提出了一個以地理環境為起點的解釋：人類走出非洲，先是進入歐亞大陸，此時尚未發展出高超的狩獵技術，這使得大型哺乳動物可以與人類長期共存，共同進化；當人類進入美洲的時候，掌握先進狩獵技術的人類很快消滅了大型哺乳動物，導致美洲大陸上缺乏早期農業發展所需的牲畜。歐亞大陸的人們在與大型哺乳動物共存的過程中，逐漸馴化動物，并開始種植糧食，從而進入農業社會。美洲大陸的人們則繼續從事狩獵—采集活動。歐亞大陸是東西向大陸軸線，東西部的日照一致，氣候帶差異小，動植物的物種很容易跨域傳播；非洲和南北美洲則是南北向大陸軸線，跨越多個氣候帶，給物種的傳播帶來了天然障礙。總而言之，與歐亞大陸相比，美洲和非洲等地適于被人類馴化的物種較少，導致這些地區被馴化的動植物不能為當地人提供一個有競爭力的食物組合，種植糧食的性價比不如狩獵—采集。于是，歐亞大陸在農業發展上具有獨特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