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后的世界會怎樣？”現在，也許仍不是回答的最佳時機。然而，對世界未來的判斷并不完全取決于“疫情會怎樣？”：瘟疫的長期存在，并非人類文明史的罕見篇章；而對瘟疫成災之由來、過程及后果的理解，卻意味著對未來世界的重新定向。換言之，對問題的回答，要求我們必須首先解釋——
使“全球化”陷入近四十年來最低落狀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與時下無限制的“例外狀態”（Ausnahme）、“例外權力”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三個月來，以“疫情管理”、“生命安全”為最高目標的“生物政治學”，已經完全取得了對以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為追求的“公民-國家”政治理想的壓制。期待“例外狀態”將隨疫情結束而自然消除，只是因為沒有看到這一趨勢由來已非一日，并深藏于全球化運動中“世界性權力”的運作之中：由疫情所敗露的、對以公民信任/團結為表征的“親密政治”的隔離，只不過凸顯了問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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