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19的某個時刻，即便是年末，任何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都難以想象，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并不只是簡單歸零而走入下一個時代，它的到來直到現在還讓許多人感覺難以置信的虛幻，從全球禁足到世紀空城，各國的殊同存在于不同的時間線，就像一場難得的大型社會試驗。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作為二十世紀以來最讓人瞠目震驚的世界性公共事件，幾乎突破了所有人的常識認知和生存經驗，作為疫情首先爆發的國家，中國從最初瞞報疫情的昏聵中迅速覺醒，以雷霆手段實行了對一個擁有十億級人口國家的群體性自我隔離。雖然各地在凍結人口流動的措施上不盡相同，但基本上在一周內實現了國家尺度上全境交通管制和大范圍人口流動封鎖，而對于能在農歷新年這樣有海量人口流動需求的日子里實現這樣的管控目的，在人類以往的歷史紀錄中尚未發生過，最初了解到中國封鎖舉措的國家或者政治人士，甚至包括世衛組織官員，不僅有完全無法想象如何實施的觀望者，更多的是抨擊和批評中國政府威權專斷、毫無人權觀念的意識形態習慣論者，媒體上更是一片體制頑疾導致疫情失控的唱衰論調。然而所有這些被鄙夷和嘲笑的措施最終見到了效果，以國家經濟瞬間休克的慘重代價，終于換來了壓平的病毒傳播曲線。

中國的防疫模式之所以奏效，如果以馬克斯.韋伯的“權威類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礎”三位一體的理論思路和概念工具來思考，其防疫的管理效能來自于由上自下不容置疑的全能型無限責任政府，綿密的科層化的官僚與官辦社會化組織，以及其所倡導的生存權優先、永續向好的民生改善，這是最可行的統治向心力，三者共同構建出上下一體的管制機制，而民生改善在疫情期間的首要目標是對公眾生命權的維護和保障，這是中國統治模式中特殊的合法性基礎在非常時期的特有表現。同時民眾對于自然權利中的生命價值更為看重，對損害生存權的任何政府疏忽和失責容忍度更低，而官方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也為了體現廣泛宣傳的生存權的重要性，必須全力以赴挽救生命，更為了挽救自己初期防控不力的負面形象，中國政府使出空前手段控制疫情，既是體制所能，又是現實無奈，既是民意寄托，又是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