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魯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合著了《民粹主義的宏觀經濟學》(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這本開創性著作以來，已過去了近30年。他們當時的結論是，民粹主義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典型地不負責任。這些政府糾結于糾正他們眼里的社會不公這個目標，揮霍財政，對預算紀律或他們有可能耗盡國家外匯的情況毫不在意。

正因為無視基本的經濟邏輯，他們的政策實驗難免以通脹、資本外逃、衰退和債務違約的某種組合糟糕收場。20世紀70年代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治理下的智利，或20世紀80年代阿蘭?加西亞(Alan García)治理下的秘魯，都很好地詮釋了這個故事。

如今的民粹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似乎有所不同。當然，也仍然有一些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政策或多或少遵循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劇本。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被證明是其中之一，他在經濟周期末段實行的財政擴張政策似乎沒有經濟理論基礎；還有一些人認為，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可能是另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