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提出政策建議，無論對于他個人還是對于他的國家，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提建議的人，自己才疏學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提出禍國殃民的建議。另一方面可能是政策建議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任何組織都同個人一樣，愿意走阻力最小路線。聽取這些合理建議的政府受到啟發，祭出自己更青睞的政策措施，卻有意無意中忽視那些讓政府承擔“痛苦”的部分，最終這些建議在實踐中達到它的反面。

歷史上，中國有“黃宗羲定律”，歷次以降低農民稅負為目標的改革最終都推高了農民稅負。近年來，實踐中也出現了不少新例子。例如，民間派經濟學者提出的供應側經濟學，本意是希望釋放民間經濟的活力，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在實際的政策操作中間，一變而為供應側政策，以政策甄別為手段，規?；厝∠松嫌涡袠I中的民企，制造人為供應短缺，令上游行業價格急劇飆升。雖然這一變化挽救了上游行業的國營企業，但在沒有技術革新的前提之下制造的利潤，本質上是以犧牲中游與下游民營企業作為代價，構成2018年民營企業倒閉潮的原因之一。

再例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提建議者意識到高居不下的房地產庫存的危險性，而在實踐中，在去庫存政策引導之下，以棚改貨幣化為源頭，卻是掀起了房價的一輪輪上漲。這一政策實施的后果，在表面上看的確令房地產庫存有所降低，但付出的代價是居民與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急劇惡化。家庭負債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快速躍居世界領先水平。負債的另一個名詞是未來購買力的透支，由此也極大地了限制了居民的消費支出能力，構成近年來中國經濟需求不振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