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一輩子都沒有出過薩爾布呂肯。這個只有幾萬人的村，卻換過五本護照，一會兒是法國人，一會兒是德國人，一會兒又成了薩爾人”，這是來自薩爾州的喬?萊恩議員常提起的故事。“但隨著之后歐盟的成立，我們不用再糾結自己到底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又或者是薩爾人，歸根到底，我們都成了歐盟人。”

薩爾州身處歐洲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位于德法盧交界，歷史上是德法的必爭之地，單是19世紀之后就幾經易主，先后被法蘭西第二帝國、普魯士王國、薩爾自治政府、法國第三共和國、聯邦德國管理過。也因此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居民往往都是德法雙母語，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最后一課》的背景也是設定在這里，雖然都德描述不盡是阿-洛地區歷史上的原態，但是這種國家間的戰亂與個人歸屬感的不斷沖擊確是每一個歐洲家族的深切感受。和平，也因此成為二戰后歐洲最大的訴求。為了實現并維護和平，就必須打破國與國之間的傳統邊界意識，逐步過度到超國家體系。而這第一步便是將鋼鐵與煤的重要產地薩爾地區歐洲化：一方面在這里誕生了歐盟的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另一方面歐共體也有意立薩爾布呂肯為首都。

可如今如果再踏上薩爾這片土地時，可能會感慨，歷史上如此具有戰略高度的薩爾州，如今隨著煤炭和鋼鐵業的衰落，工業發展滯后，原來的工廠紛紛倒閉，往昔的繁榮不再。此外，由于缺少工業和其他新興產業，雖然當地大學吸引了全世界的留學生，但是學成之后留下來的卻寥寥無幾。面對這種情況，百姓自然怨聲不斷，抱怨中國制造帶來的的壓力、全球競爭的壓力，試圖通過工會和產業協會的力量給州政府、聯邦政府、歐盟政府施壓，希望可以重拾競爭優勢，至少有喘息的機會。然而他們所忽略的是，全球化浪潮涌向的方向并非人為可控，逆勢者終究逃不過被邊緣化的命運，只能成為歷史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