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其中包括“堅決禁止應試、超標、超前培訓及與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等等。該意見被有關媒體稱為最嚴“禁補令”，不光很多上市的教育機構股價很“受傷”，很多老師和家長朋友也不知所措。筆者認為，孩子教育問題有如社會經濟發展，也存在著兩種發展模式之辯：亞當?斯密模式和凱恩斯模式。

經濟學家許小年把中國從1978年的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開始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稱為“亞當?斯密模式”，把1990年代中晚期，隨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中國通過增加資源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稱為“凱恩斯模式”。

如果打一個有趣的比方，把每個獨立的家庭看作一個“國家”，家長扮演“政府”角色，負責引導孩子教育成長，匹配相關發展資源；孩子扮演“企業”，負責學習各方面技能，積極成長；孩子的教育成果是這個家庭的“經濟增長”。那么，到底是采取“亞當?斯密模式”提高效率，還是運用“凱恩斯模式”投入資源，對孩子的教育發展更有幫助？筆者認為，從發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續性角度看，效率提高應是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