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歷史上，赫魯曉夫改革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識分子暨黨政精英，統稱為“六十年代精英群體”(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當其時，清風陣陣襲來，門窗依舊緊閉，而終究箍似鐵桶，密不透風。他們身處夾縫，跋前疐后，既不能囂嚷乎街市，亦無法詠誦于辟雍。求生還是找死，縱欲抑或虛靈，一念之間，其實也是自家做不了主的。

長夜風斜，朔云邊雪，輾轉反側，于是，廚房排上了用場。

如《二手時間》所述，那時節，典型的“俄羅斯廚房”，一種“赫魯曉夫小廚房”，九到十二平米（“那算是幸福的！”），不僅是烹飪之所，也是餐廳與客廳。盡管隔壁就是不隔音的廁所，卻還充任辦公室和演講壇，“也是可以進行集體心理輔導之地。”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化存在于貴族莊園，二十世紀則產生自廚房。人們在此朗誦詩歌，談論時政，小聲卻激烈地爭論政治，偷聽BBC，臭罵政府，胡扯政治笑話，食品匱乏與普世幸福交織一體進入腦際，此生有限和天國永恒同時翻騰于心田……“感謝赫魯曉夫！”要不是他，人們怎么會走出公共宿舍，轉入私人廚房。雖說既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害怕，天馬行空，各種思緒如亂云飛渡，包括改革理念亦且在此七嘴八舌中漸次明晰滋長，但是，恐懼依在，無處不在。它們埋伏在街頭巷角，潛藏于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演化為不自覺的肢體反應。于是，擔心竊聽，甚至隱約感到正在被竊聽，冷不防才知道真的早就被竊聽。情形常常是，夜闌茶干，談興正酣，必有一位突然怔怔盯著頭頂吊燈或者墻上插座，半擔憂，半打趣：“你還在嗎？少校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