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鶴來說，2018年的兩會必將是忙碌的。兩會開幕前兩天，他才匆匆結束為期五天的訪美行程。為了這次至關重要的美國之行，作為政治局委員的他甚至錯過了十九屆三中全會。訪美歸來之后，他多了一個頭銜――按照官方新華社的報道，劉鶴擔任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這樣的表述似乎意味著去年被傳中斷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仍將繼續。而此前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負責協調中美兩國經貿關系，劉鶴的新頭銜也似乎表明他將在新一屆政府中擔任經濟要職。

毋庸置疑，劉鶴已經成為了財經界炙手可熱的人物，而他的一系列思路也已經在中國過去數年的經濟和金融改革中覓得蹤跡。對于市場來說，一個經過良好訓練且思維有框架的經濟學者，是一個更受歡迎的選擇，而劉鶴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承擔更大的職責，也頗有些“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意味。

翻閱他的論著《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他良好的理論功底躍然紙上。他的語言極為平實，沒有讓人感受到任何的官樣形態。娓娓道來的文字背后是宏觀邏輯，卻也沒有絲毫炫耀之姿。他指出“大蕭條”和“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在重大的技術革命之后，技術革命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同時也讓所有人信心爆棚，似乎再也不會有什么可以阻擋人類前進，而過度自信的結果往往帶來痛苦的經濟調整。接著，他告訴大家，經濟繁榮如果是不均衡的，那么會埋下結構性不平衡的種子。面臨社會中的“不平等”呼聲，民選政府不得不滿足于低收入群體的要求，而民粹主義在此時容易抬頭，貨幣政策往往為了滿足政治需求而被迫寬松，而結果這可能加深危機。與此同時，他也善于研究市場和政策決策者的心理，他指出，在經濟表面繁榮時，大眾投機心理日盛，這導致了經濟的內在調整動力失效，而當危機到來時，決策者又不愿意快刀斬亂麻，往往等到系統將崩時才會被迫選擇正確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