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線告訴我們，當稅負過重時，降低稅率會導致稅收額的增長。這是因為減稅激勵了企業與居民的生產和投資，使經濟總量（即稅基）顯著增長。因而降低稅率甚至會增加稅收。如果這個簡單道理大家都能接受，就沒有是否減稅的爭論了。問題在于，一般而言，政府是一種提供公共物品的壟斷組織，它的內在機理就是要提高公共物品的價格。其結果是稅收總額會顯著大于公共物品所必需。這就形成了減稅空間。然而，對于拉弗理論所展現的美好前景，由于是未來之事，存在著不確定性，而當下的稅率是眼前利益，三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政府行政部門傾向于拒絕接受。

即使是在有著制衡機制的美國，也因為布坎南所說的財政幻覺和投票機制的弊端，不能有效約束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增長，所以美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增高，以致布坎南認為不可能在美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下受到約束，因而提出憲法改革方案，要在憲法中規定財政支出不得超過財政收入。但布坎南的這個改革方案很難在美國實現，因為要修改憲法需要得到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和四分之三州的同意，而大多數人會因赤字政策看起來對當下有利而不會支持財政平衡原則。而在缺少制衡機制的中國，更缺少遏制宏觀稅率上漲的機制和手段。

一個成功的減稅改革，就是要對抗壟斷組織的內在機理，就要依靠內外兩方面的力量。在內部，就是要依賴于主張低稅負的文化力量。在西方世界，如美國，主要依賴于經濟自由主義傳統。這次特朗普的減稅方案的法律過程中，有137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支持減稅，為“減稅與就業法案”得以在國會通過助了一臂之力。在春秋時期，當孔子聽說弟子冉求幫助季氏增稅，生氣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儒家輕徭薄賦思想對以后兩千多年的稅賦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文化究竟是一種軟的力量。真正能夠使之起作用的，還要借助于來自外部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