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對“一帶一路”倡議而言，絕對是個“大年”：5月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實現了“絲路鋪金磚”；10月“一帶一路”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與此同時，在這一整年里，筆者也聽到了不少負面評價。這些負面評價可以大致歸為兩類：一類是在國外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眼中，常將“一帶一路”看做是中國陷阱，是中國對沖西方影響、力圖另起爐灶的陽謀；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眼中，又常將“一帶一路”看做是中國餡餅、中國紅包，有利則參與之，無利則擯棄之。在中國國內，也存在一些負面評價，如認為“一帶一路”體現了中國“救世主”心態，中國熱衷于在國際社會“好大喜功”，是“花錢買好評”等等。

當然，筆者也不贊同另外一種心態，即一談“一帶一路”就認為好得不得了，這純粹是以宣傳的口吻與國際社會交流，體現了極強的自負與民族主義心態。其實，筆者跟蹤研究“一帶一路”四年，去了幾乎有所國內邊疆省份，幾十個絲路沿線以及相關國家。我感覺越深入了解這一倡議，就越不會輕易評價其好壞，她就如同一個孩子，未來的發展取決于我們的態度，取決于對其用心推進的程度，對其投入負責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對“一帶一路”唱高調，也不需要唱衰這一努力。

在黑天鵝、灰犀牛頻發的時代，“一帶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確定性，即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確定性，中國充分融入國際社會的確定性，中國堅定參與全球治理的確定性。判斷“一帶一路”是機遇還是陷阱，要看其內涵實質，即如何定位“一帶一路”，該戰略的哲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基礎是互聯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發展痛點，也要仰望人文高點。今天國際社會需要互聯互通，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之后依然需要互聯互通，“一帶一路”早期建設需要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長期建設需要政策溝通、人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