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跟中國的風險投資家李開復(Kai-Fu Lee)共進晚餐。他跟我講起了一本有趣的反烏托邦科幻小說《北京折疊》(Folding Beijing)，不久前這本書被譯成英文，很快獲得了雨果獎(Hugo Award)最佳短中篇小說獎。這本書講的是一個過于擁擠、嚴格按照階層劃分的首都。在北京，第一等居民享受正常的24小時時間，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居民不得不分用另外24小時的時間，其中悲慘的5000萬底層人口過著一種邋遢、惡劣的生活，并且擁有的時間更短。

我為何要講這件事？因為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經濟矢量，包括技術驅動的就業破壞、工資停滯和政治兩極分化，未來幾年里將在美中兩國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李開復幫助谷歌(Google)啟動了中國業務，他還投資了中國一些頂級的創業型企業。他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即中國搞21世紀數字經濟的條件比美國有利，因為中國政府善于——借用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話來說——“快速行動，破除陳規”。

中國人已開始在智慧城市開展大數據收集工作；公民的隱私當然會受到損害，但算法也將因此變得更加豐富。干細胞倫理？什么干細胞倫理？巨大的消費市場，以及持續的增長潛力，將使中國有可能發展出一套頗具經濟效益且獨立于西方的數字生態系統，目前小米(Xiaomi)和華為(Huawei)等一些本土品牌已把數字供應鏈與消費者連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