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驅動了第一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應運而生。清邁倡議的核心是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之間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這些雙邊貨幣互換的累積金額一度達到800億美元左右，但從未被使用過，部分原因是因為90%的額度動用要與IMF的貸款條件性掛鉤。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驅動了第二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多邊化取得重大進展。首先，作為多邊化的成果，東亞國家建立了總額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庫（在2014年擴大至2400億美元），這實質上將雙邊貨幣互換擴展到多邊，顯著擴大了一國爆發危機后可能獲得的潛在援助規模。其次，與IMF貸款條件性的掛鉤比例由90%下調至80%（后來又下調至70%），這增強了一國爆發危機后獲得援助的可預期性與及時性。再次，東亞地區創建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監測機構——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然而，遺憾的是，擴展后的清邁倡議迄今為止依然沒有被動用過。例如，韓國在2009年遭遇資本外流沖擊時，選擇了向美聯儲申請援助，而沒有尋求啟動清邁倡議。

之所以亞洲區域金融合作進展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雖然東亞國家在經濟周期、貿易與投資方面的協同性日益增強，然而在數量較多、經濟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利益考量分歧較大的國家之間要形成集體行動，面臨著很多困難。此外，在中國與日本兩個地區性大國之間，也存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主導權之爭。這從AMRO第一任主任居然由中國人與日本人分別擔任一半時間的安排中，就可以窺見一斑。因此，亞洲區域金融合作具有很強的危機驅動特征，也即一旦危機來襲，則合作向前推動一步，而一旦危機緩和，則合作通常會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