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之翼(Germanwings)從巴塞羅那飛往杜塞爾多夫的4U9525航班上，機長上午10：30離開駕駛艙——可能要去洗手間。副駕駛安德烈亞斯?盧比茨(Andreas Lubitz)隨后把他鎖在門外，并將飛行高度儀設為最低限——100英尺。隨后的10分鐘，盧比茨一人操縱飛機，而其他機組人員在外面瘋狂地砸著駕駛艙門。最終，盧比茨駕駛飛機撞毀在法國一處山區，機上150人全部遇難。我們現在得知，盧比茨曾在網上搜索自殺方法以及飛機駕駛艙門的安全性。德國之翼的母公司漢莎航空(Lufthansa)曾兩次因為他的抑郁癥拒絕更新他的醫學證明。

人類從未停止自相殘殺，然而，盧比茨造成的事故是現代社會特有的一種夢魘。3月24日的德國之翼航班空難一周年紀念日提醒我們，西方人如今面臨的最大恐懼是人為因素：謀殺與戰爭，從盧比茨、ISIS到特朗普(Trump)的一切因素。與其說這是因為人類變得比以前更具致命性，不如說這是因為造成人類提前結束生命的其他原因——疾病與意外——已經變得不那么致命。

幾乎每個人的家族史都充斥著傳染性疾病、意外和暴力。1900年代初，在曼徹斯特，我的祖父母那一輩有兩人因猩紅熱年幼夭折。我的曾祖那一輩有一人（男）死于列車事故。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還有一人（女）在被一根魚刺噎住后喪命。我的祖父1963年在約翰內斯堡的家中被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