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法國來說，剛剛過去的2015年顯然是個不祥之年。年初的《查理周刊》和年末的巴塔克蘭劇院為全年都罩上陰霾。正如9?11之于美國一樣，這兩場恐怖襲擊將在法國政治和社會領域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如果說前一場血案讓人們警醒到內部極端分子危害的話，后一場襲擊則把反制問題以迫切方式提到日程上來。

為應對持續升高的恐襲風險，法國社會黨政府除在11?13恐襲發生后第一時間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外，還修改了1955年的緊急狀態法，在搜查、軟禁及解散極端團體方面賦予警方更大的空間。但作為法律層面上的“終極武器”，社會黨政府提出修憲動議，針對恐怖活動增列“緊急狀態”和“褫奪國籍”條款，即便有全民同仇敵愾的背景，這兩項修憲動議仍然激起巨大反對聲浪，政府內部也顯露出裂痕。

同樣面臨極端主義威脅，中法兩國不同語境之間存在很大鴻溝。法國《新觀察家》記者被逐出中國引發的風波，就是最新的例證。同樣，關于法國圍繞剝奪國籍的種種爭論，表面上看與中國風馬牛不相及，但克服語境差異，我們仍然可以在多重維度上勾勒出對中國可能具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