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一條關于故宮旁邊智珠寺、嵩祝寺被修繕而用作會所的新聞成為議論的焦點。以新華社為代表的一些中國媒體認為，作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智珠寺、嵩祝寺經(jīng)過修繕變成了豪華餐飲甚至是私人會所，在社會上影響惡劣；另一方則為修繕方鳴不平，一位跨越千山萬水來到中國的比利時人，花費了五年的時間、大把的金錢把寺廟修舊如舊，綜合利用，還獲了聯(lián)合國大獎，這哪里是影響惡劣，分明是民間資本保護文物的典范。一時間，兩方你來我往不亦樂乎，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平臺更是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兩方孰是孰非，我們先放在一邊，不妨換個角度設想一下，如果古寺修繕后變成了書店，或者是展覽館，這個命題是否會引起這么大的爭論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乍一看，公共性也許是智珠寺修繕利用的癥結所在。然而，由誰來定義以及怎樣定義公共性卻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題：是政府的文物管理條例，還是專業(yè)人士的建筑保護方案，亦或是產(chǎn)業(yè)資本的綜合利用開發(fā)？作為城市文化的表達主體，城市空間的改變和拓展，往往是不同力量表達和角力的過程。也許智珠寺改造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改建風波中，作為城市文化的主體——市民，從始至終，從改造方案的確定到話題的爭論都沒有獲得應有的話語權。

讓我們對這場爭論稍微做一些“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