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對周永康的審判，以受賄、濫用權力和泄露國家秘密的罪名判處他無期徒刑（上圖為周永康在法庭受審的一個場面——編者注）。按現有中國的法律，這顯然是極輕的量刑。原因在于，這幾個罪名放到一個曾經在十年內執掌全國武裝警察，從而把國家安全以致黨政中樞的安全集于一身的人身上，就要放大百倍萬倍。受賄做什么，泄露什么機密，權力被濫用在什么地方，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水平。權力和權力是不一樣的，決定將建設項目交給誰做和決定殺誰絕不是一回事。據報道，周永康曾與薄熙來約定要“大干一場”，大概不是指唱唱紅歌。

一味強調“維穩”是社會和黨政安全的真正威脅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樣做，并非周永康有多么狡猾，而恰是中國現有的制度結構使然。這種制度結構，就是放著作為社會共識的憲法不用，而要以暴力高壓或利益誘導，對在社會沖突的弱勢一方進行“維穩”。這顯然是一種舍本求末的作法。因為從政治學角度看，暴力和利益這兩者，都是靠不住的。漢娜?阿倫特指出，暴力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其“不可預期性”（“論暴力”，載《共和的危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80頁）。這不僅指暴力的程度，也是指暴力的方向。至于利益，中國早有《尚書》說，“民心無常，惟惠是懷。”利誘的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一旦沒有利益的資源，“心”就會變，因而利誘帶來的穩定不會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