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前蘇聯的政治笑話:一位音樂家剛剛結束演奏會,坐上火車趕往下一個城市。他在火車上閑來無事,掏出樂譜,自己反復揣摩。克格勃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審訊他:“你是哪里的間諜?那個密碼本上寫的都是啥?”音樂家為自己聲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間諜,那個樂譜是柴訶夫斯基寫的。”克格勃意味深長地看了音樂家一眼,轉身走出了審訊室。過了十分鐘,他又回來了:“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招吧,柴訶夫斯基都已經招了。”
這就是經濟學里說的“囚徒困境”。假設兩個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開審訊這兩個犯罪嫌疑人。他們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確鑿的證據,可能拘留幾天只能放人。如果兩個人都招,量罪判刑,他們得坐兩年牢。但如果一個小偷招供了,坦白從寬,可能會發生把他釋放,剩下那個嘴硬的,抗拒從嚴,關他十年。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兩個人都招供,這并不是對小偷而言的“最優”結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兩個小偷都選擇了背叛。
“囚徒困境”講的是信任別人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很難的。相信別人的確不容易,但現實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預言樂觀很多。沒有合作,我們的社會都難以維系。那么,合作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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