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何談起，湖南武岡農婦鄧元姣的那最后72小時”——這是南方都市報前天社論中的傷楚與無奈。

新京報5月9日所刊《農婦鄧元姣最后72小時》，以其白描式的報道，讓太多人心中涌起無力感：“鄧元姣人生最后3天，是他們夫婦一生貧困的縮影。今年4月18日，為了能申請到每月100余元的農村低保，鄧元姣被丈夫艾紹金‘放賴’留于湖南晏田鄉政府……艾的做法，在湖南鄉野被稱作‘放賴’，即通過把患重病的親屬扔在別人處的手段，讓對方滿足他的要求。艾紹金說，政府應該給妻子低保，卻因為家里超生問題而沒給，‘接回家也沒飯吃。不接，政府多少會給她一些吃的。’4月21日，鄧元姣在湖南晏田鄉政府已‘滯留’3天，生活不能自理的她，無法處理自己的糞便，將辦公室弄得臭氣熏天。那天中午，在鄉政府，她頭顱重傷，送醫院后，不治身亡。”

托爾斯泰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根據新京報描述，接納了“智障”二嫂王春娥的艾紹金，原本經濟狀況還不錯，之所以從“一度認為‘吃低保’是沒尊嚴的事”到開始尋求政府補助，緣于去年3月14日：“鄧元姣突發腦血管梗塞，開顱手術花了近7萬。醫藥費都是向親戚朋友借的，雖然‘新農合’報銷了3萬元，但一家人仍因病致貧……鄧元姣癱瘓后，擔子全撂在艾紹金一個人身上。'又要干農活，又要照顧2個病人，還要照看4個孫子和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