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何談起,湖南武岡農婦鄧元姣的那最后72小時”——這是南方都市報前天社論中的傷楚與無奈。
新京報5月9日所刊《農婦鄧元姣最后72小時》,以其白描式的報道,讓太多人心中涌起無力感:“鄧元姣人生最后3天,是他們夫婦一生貧困的縮影。今年4月18日,為了能申請到每月100余元的農村低保,鄧元姣被丈夫艾紹金‘放賴’留于湖南晏田鄉政府……艾的做法,在湖南鄉野被稱作‘放賴’,即通過把患重病的親屬扔在別人處的手段,讓對方滿足他的要求。艾紹金說,政府應該給妻子低保,卻因為家里超生問題而沒給,‘接回家也沒飯吃。不接,政府多少會給她一些吃的。’4月21日,鄧元姣在湖南晏田鄉政府已‘滯留’3天,生活不能自理的她,無法處理自己的糞便,將辦公室弄得臭氣熏天。那天中午,在鄉政府,她頭顱重傷,送醫院后,不治身亡。”
托爾斯泰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根據新京報描述,接納了“智障”二嫂王春娥的艾紹金,原本經濟狀況還不錯,之所以從“一度認為‘吃低保’是沒尊嚴的事”到開始尋求政府補助,緣于去年3月14日:“鄧元姣突發腦血管梗塞,開顱手術花了近7萬。醫藥費都是向親戚朋友借的,雖然‘新農合’報銷了3萬元,但一家人仍因病致貧……鄧元姣癱瘓后,擔子全撂在艾紹金一個人身上。'又要干農活,又要照顧2個病人,還要照看4個孫子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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