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有在高端人物罹患精神疾病之事鬧得滿城風雨時才會談到職場壓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今，這樣的事情似乎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或者說至少更公開化了。例如，曾任英國金融監管部門主管的赫克托?桑特爵士(Sir Hector Sants)去年10月宣布因“疲憊和壓力”休假之后辭去了在巴克萊銀行(Barclays)的資深職位。勞埃德銀行集團(Lloyds Banking Group)首席執行官安東尼奧?奧爾塔-奧索里奧(António Horta-Osório)2011年曾遵照醫生的指示休了病假，并于2012年初重返工作崗位。瑞士最大的電信公司瑞士電信(Swisscom)首席執行官卡斯騰?施洛特(Carsten Schloter)被認定于2013年7月份自殺，他曾公開談論過其工作的永無止境的責任。一個月后，即2013年8月，蘇黎世保險(Zurich Insurance)首席財務官皮埃爾?沃蒂耶(Pierre Wauthier)也由于職場人際關系緊張而自殺。

這類事件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承受壓力的個人的極度不愉快體驗，有的則是令當事人及其親友、同事震驚的悲劇。它們也揭示出社會在應對心理健康問題方面是多么地毫無準備，凸顯出人們對這種流傳廣泛的疾病（心理疾病如今是世界最流行的疾病之一）是多么地缺乏了解。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我擁有關于抑郁癥的第一手資料：上世紀90年代，我同意為政府的一個心理健康項目公開亮相，也就是說，我“出柜”了——“出柜”這個詞用在這里還挺像回事的。如今我是一家慈善機構“心商改變心理健康(MQ Transforming Mental Health)”的主席，這家慈善機構的目標在于為這一領域的重點研究籌款，并力爭成為為此募捐的領軍機構。不過，我知道商界能夠、也應該在這個領域起到帶頭作用——我對這方面的了解足以讓我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