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香港，因回歸產生出一種莫名的亢奮，這亢奮在1989年夏天達致高潮，轉化成一股巨大的憤怒、失落與恐懼。
提起這段時間，他輕描淡寫，臺灣民主轉型給他鼓舞，他曾對中國充滿希望，期望趙紫陽會像蔣經國那樣，把中國帶向一個民主體制，直到六四事件的爆發。
1990年，他前往著名的哥廷根大學就讀。不過，這與這時代轉變沒什么關系，它更像是自我尋求。不過，似乎從一開始，這尋求中就帶有顯著的文化與身份焦慮。“從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黃土，然后是白雪皚皚，然后又是一片綠色，我流淚了，突然意識到為什么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我們的地理環境太差了。”他對我說起乘坐飛機從香港出發，穿越中國、進入西伯利亞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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