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6年,范長江作為一個記者的名字被載入中國的新聞史。70多年后的今天,當很多人將其符號化為“范長江”新聞獎時,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記者節前夕,范東升教授重循父親范長江當年的內蒙足跡,寫下此文,交匯呈現范長江筆下的1936,筆者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和對今日中國西北發展的切近觀察。范東升將這一歷程視作一個地區甚至是這個國家70多年的縮影,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在范長江先生畢生傾力的新聞領域。他特別引用了范長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論自由,在復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FT中文網特刊發范東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1936年綏遠抗戰發生前后,我父親范長江先生作為大公報記者,曾多次前往內蒙古阿拉善、額濟納、歸化城(今呼和浩特)、百靈廟等地區采訪。在《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兩本書中記述了他在內蒙古西部一帶采訪的見聞。筆者17歲時作為北京知識青年,1968年9月前往內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帳房村插隊,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一家鑄造廠當了學徒工,直到1976年回到北京。此后在1988年和1997年又兩度回訪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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