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李克強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宣告了“習李”時代的到來。

此時，正值中國社會迫近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的關鍵時刻。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GDP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強勢政府主導為核心特征的中國經濟模式，也積累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綜合癥不能自拔，法治不斷給經濟發展讓路，導致日趨嚴重的污染危機、食品安全危機。在市場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的同時，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審批權，加之權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場”的狀態成了權力尋租的樂園。根據王小魯的測算，2008年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占GDP的17％。房叔、表叔的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動驗證了腐敗問題的嚴重性。

趨于失控的腐敗、舊的經濟增長驅動力衰減、政府公信力危機，構成了危險的組合。而烏坎、啟東、寧波、大連、什坊等地的群體性事件，則凸顯了社會穩定的隱憂。吳敬璉先生告誡說：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這并非危言聳聽。其實，鄧小平早在1993年在與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就憂慮地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F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保ā多囆∑侥曜V》下卷第13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