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極速增長，過去30年經濟的巨大成功，被總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國模式”的概念被熱炒，甚至被用來為政治模式背書，反過來證明中國政治體制對市場經濟的良好適應性——從某種程度而言，就如“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政府“甄別經濟增長”，“因勢利導”——從理論上弱化“經濟增長“對“政治改革”的需求。

在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技術發展的作用。從長期看，只有當資本和有效的技術發展、技術創新相結合時，生產率提高，供給增加，才會導致經濟增長。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后，中國制造業尤其是出口相關的制造業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一經濟現象的實質是技術擴散、技術承接。出口的實質是參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背后則是技術擴散：FDI、進出口、世界工廠都是技術擴散的結果。所以，技術擴散和技術承接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劉海影先生《追問增長根源：也談林毅夫假說》一文中提到的“引入”“發展機會”本質上就是“承接技術轉移”。

那么，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承接技術擴散的經濟體而言，““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弱勢又是什么？或者更準確的說，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之間是否存在合理邊界？進一步的，政府是否能有效甄別經濟增長，因勢利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