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爆發之前，金融監管的重點是避免單個銀行的破產，但在這一點上做得不盡如人意。如今，金融監管的重點更多地放在防范系統性危機上。用術語來說，我們已從注重“微觀審慎監管”轉向更加注重“宏觀審慎監管”。在英國，這一轉變催生了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它剛剛公布了關于希望擁有何種權力和打算使用何種工具的想法。

在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我們對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和金融政策委員會的成立非常支持。然而，我們對該委員會對自身職責的界定感到焦慮不安。雖然在此領域經驗比英國豐富得多的國家已提出了許多見解，但英國似乎決心要證明“我們懂得更多”，其采取的方法與在其他國家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明顯不同。

金融政策委員會的方法不但干涉傾向極強，而且思路極其狹隘。它想在總體和分行業的基礎上為銀行規定不同的資本金要求，還想規定不同的杠桿率，但對要求的變動范圍基本或完全沒有規定——或者說，相關規定少到不足以支持干預的合理性。這種比較技術性的語言的含義可能不是很直白，但實際上，金融政策委員會想要控制所有經濟領域的貸款數量和貸款成本，從制造業到房屋抵押貸款。這和上世紀70年代英國對金融業進行準國有化的情況有些相像。如果換成汽車制造業，這就好比成立一個中央委員會來決定生產多少輛汽車，其中有多少是4驅車、小型兩廂車等等。我們都清楚這一套有多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