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激怒亞洲人的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在該文中，克魯格曼提出，新加坡等國家看似非凡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并沒有那么神奇。他說，這種增長并不是生產力提高所致，而完全是可計量投入（即勞動力和資本）增加的結果。

克魯格曼的文章激起極大的憤慨。亞洲一些領導人認為，自己正引導本國經濟實現(xiàn)異乎尋常的轉型。克魯格曼的觀點令這些領導人難以接受。他們認為自己是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的政治家，而非受益于有利人口條件和高儲蓄率（勤儉的亞洲人民儲蓄的資金可用于建工廠、修路）的幸運兒。

有利的人口條件可能是實現(xiàn)高增長的前提之一。但僅憑這一點還不夠。上世紀70年代，一些人口狀況與同時期東南亞國家類似的拉美國家，增長率卻遠遠低于前者。一個國家要實現(xiàn)高增長，至少要有個表面上過得去的政府，即便只是為了讓人民相信他們的儲蓄不會被充公或被高通脹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