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我往返于大西洋兩岸之間，一邊在哈佛(Harvard)做我的“正職”——教經濟政策課，一邊在雅典為時任希臘總理的喬治?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做顧問。我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認識帕潘德里歐了，我對他的價值在于：作為朋友、作為一名沒有特定利益或盟友要維護的非希臘籍經濟學家來提供建議。

我到達雅典后，通常直奔首相官邸(Maximou mansion)，與帕潘德里歐和他的高級助手們共同審議改革方案的細節、市場不留情面的負面意見、民調數據和媒體報道。然后，我會奔赴政府各部門以及各銀行、研究中心、使館、報社和大學。如果有國際官員或銀行家大佬在雅典，我往往也會與他們碰頭。

我也花了不少時間深入希臘官僚體制的基層，那里是大量復雜改革的實際執行層面。我發現了不少傻瓜、混日子的人和騙子，那些人簡直像是從果戈理(Gogol)小說里走出來的，但我也發現了許多敬業的人，他們的受挫感不亞于雅典市中心伊克薩齊亞(Exarchia)街角那些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