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一國經濟和物價之指揮棒和魁首。貨幣過少或過量供應，都有可能導致經濟和物價出問題，而最壞的一種情況，則是貨幣供應的驟然冷熱，就像流水的過旱或過澇一樣，都會導致“經濟植物”在短時間內衰亡。調控物價如果不緊緊抓住物幣這根牛鼻子，不掌握好節(jié)奏，那么，即使是不增加貨幣發(fā)行，僅僅在“存量貨幣”上做文章，驟然收緊或放松都會給社會經濟帶來災難。行政限購和銀行限貸政策，無疑是這種“災難實驗”的最佳體現(xiàn)。

年初，在住房限購政策初出爐的時候，筆者就預言，它必將導致大城市房租上漲而三四線城市房價飆升：“人往何處去？錢往何處去？始終是我們首要關注的時代背景性問題。即使戶籍控制、上學和高考歧視都阻擋不了千軍萬馬奔向大中城市的腳步，嚴厲的住房限購政策同樣改變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卻有可能極大地改變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應結構，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每年凈增加外來人口高達60萬以上，在限購政策下，這些人全部必須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購房被嚴厲限制，房租的飆升將不言而喻。同時，社會上充足的流動性資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尋找投資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較快、也是房價較高的全國72座城市如果都實行嚴厲限購政策，那么意味著市場的需求和價格信號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將會帶來另一個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長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線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為資金追逐的熱點。而這些城市的樓盤規(guī)模總體較小，不需要多大的資金量就可以推高房價；推高的房價進一步刺激資金進入，形成不符合市場要求的真實泡沫。市場信號一旦被非市場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會矛盾和國民損失，相比于遵從真實的價值規(guī)律——哪怕是殘酷的高房價而言，從個人到社會到自然界（比如寶貴的土地上建的是爛尾城），為此付出的代價要高得多。”（請參照筆者之前所寫的《住房限購將扭曲三四線城市房價》。）

如今，僅僅半年多時間，這些判斷全部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