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位年輕聰明的中國外交官給我出了道“考題”。我對此舉的第一反應是，它是源自中國人那種令人欽佩的、在矛盾與混亂中找出持久模式的性格。隨后我突然意識到，任何目睹大西洋兩岸之危機的人，都應該會問與之相同的問題。
美國面臨的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以及持續的政治癱瘓。戰略決策被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所挾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最后一刻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了協議，避免了一場災難性的違約。但一塊“膠布”不會彌合兩黨在稅收和支出方面“針尖對麥芒”般的分歧——這種分歧讓赤字越積越多。
歐洲面臨的風險甚至更高。歐盟(EU)核心的單一貨幣計劃，一直承受著主權債務和政治不和的重壓。重新抬頭的民族主義戰勝了團結。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歷時60余年之久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正面臨威脅。然而，這位歐洲最強大國家的領導人似乎一直抱著一種猶豫不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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