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華人經濟學家黃亞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相對于這個拗口的書名，它的英文書名則更為直接和大膽——《Selling China》。我當時的《經濟觀察報》專欄編輯方軍及時地向我推薦了這本書，他知道我正著手準備創作一本關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企業史作品。

黃亞生在他的這本著作中，給出了一個觀察中國經濟成長的獨特角度。他將三種不同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跨國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中國的表現作了對比研究，從而得出結論：中國大量引進外資（FDI），是因為中國經濟存在某些本質弱點；也正因此，外資在中國市場上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相對而言，民營企業的境遇要可憐得多。黃亞生所依據的研究數據截至到1998年前后，他揭示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某種特征。它與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不同，也與東亞其他國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差異。在那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規模相繼超過英國和德國，關于“中國模式”的探討如火如荼，黃亞生無疑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

六年后的今天，黃亞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書名是《“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在這本書中，這位生性儒雅、而文詞卻不乏激烈的學者直接提出，“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并不獨特。中國實行的是價格自由化，企業非公有化，這其實就是市場經濟的模式，中國也在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標中，黃亞生指出，從成功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于東亞各國，從欠缺方面來講，中國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與數年前相比，黃亞生跳出了微觀經濟的范疇，而以一種更寬泛的政經視角來重新探討“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