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萬人走上倫敦街頭抗議英國的預算削減計劃，美國政府倒閉的危險迫在眉睫，由此可見，圍繞財政政策的社會分歧正在深化。原因不難看出。在過去30年里，美英都經歷了從貧困人群和中產階級向富裕階層的大規模收入分配轉移，而財政調整卻以大舉削減公共服務和降低企業稅為主。社會契約正受到威脅。只有借助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出現在許多高收入國家的難以控制的社會危機。
導致我們社會分崩離析的政治經濟力量極其強大。全球化潮流的興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進入世界市場，在帶來新投資機會的同時，拉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最富的1%家庭的稅前收入大幅增長，他們占全社會家庭收入的比重在美國從1979年的10%上升至2008年的21%，在英國從1979年的6%上升至2005年的14%。
隨著資本在全球流動，各國政府競相降低企業稅，以吸引流動資本。富人得到雙重好處：他們既受益于全球化的基本市場力量，又受益于本國政府相應的政策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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