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弗吉尼亞州雪倫多亞河谷(Shenandoah Valley)的一個農場長大,在家里的四個孩子中排行老二,也是唯一的女兒。我母親沒上過大學,她期望我能“女承母業”。從小到大,媽媽一直想把我培養成一個賢妻良母。
小時候,“淑女”這個詞意味深長——它意味著女孩子要溫文爾雅、安分守己。我受到的限制比哥哥弟弟們多。每當我受邀到別人家過周末,媽媽總堅持她也得同去,以便確保我處于恰當的監督之下。記得自己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頂撞了媽媽,原因是我哥哥晚上還開車出去,而媽媽卻從不允許我開車。她總是對我說:“寶貝兒,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你越早明白這一點,將來的日子就會過得越幸福。”
我自己這種不公平的感受,逐漸在內心里演變成對于家庭之外種種不平之事的強烈不滿。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嚴格施行種族隔離制度的社區,白人和黑人有各自不同的學校,餐館與其它公共設施也僅對白人開放。在我家里,黑人廚師和雜傭有他們自己的衛生間。當我明白所在學校沒有黑人小朋友的原因后,給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President Eisenhower)寫了一封信。 “我今年9歲,”我寫道,“我是一個白人,但對于種族隔離有很多想法。”多年之后,我在艾森豪威爾博物館里找到了當年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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